第2章节俭

wlza

作者

我写作本书时，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写出本书的主要部分时，我是独自居住在树林里的，那是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10]的瓦尔登湖的湖畔，方圆一英里之内没有邻居。我住在自己建造的一座房子里，仅仅靠着双手的劳动生活。我在那里住了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如今我又再次成了文明生活中的一位寄居者。

要不是镇上的人们对我的生活方式百般探究，我是不会强加于人，让读者注意到我的私事的。有些人会认为这些探究不相干，不过鉴于种种情况，在我看来却并非不相干。有些人问，我不得不吃些什么，我是否感到孤单，我是否害怕，诸如此类。还有的人感到好奇，想知道我的收入有多少被捐献出来用于慈善，而有的人，他们是多口之家，于是想知道我抚养了多少个穷孩子。因而在本书中，如果我回答其中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就要请那些对我并没有特殊兴趣的读者见谅。在大多数书籍中，我，或者说第一人称，是被省略的，在这本书中，则被保留，本书的主要特点就是言必称我。我们通常并不记得，毕竟，总是在讲话的恰恰就是第一人称。倘若另有他人，我对他同样了解，那么我就不会这样大谈自己了。不幸的是，我由于经历狭窄，也就限于这个主题了。除此之外，站在我自己的立场上，我也要求每一个作家，迟早都应该简单而又真诚地描述出他自己的生活，而不仅仅是描述出听来的别人的生活；应该写出就像从一个遥远的国度寄给他的亲属的信那样的描述，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活得真诚，就一定是生活在一个遥远的国度。也许本书更是为穷学生而写的。至于我的其他读者，他们将接受能够应用在他们身上的那些部分。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在穿衣服的时候把缝口撑开，因为只有衣服合身，穿起来才舒服。

我乐意说的事情，与其说是与中国人和桑威奇群岛[11]岛民有关，毋宁说是与本书的读者有关，也就是与你们这些据说是居住在新英格兰的人有关；说的是你们的状况，尤其是你们在这个世界里、在这个城镇里的外部状况或者情况，那究竟是一种什么状况，状况事实上如此之差是否必要，是否无法得到改善。我在康科德做了大量旅行：而在每一个地方，不论是在商店里，在办公室里，还是在田野里，在我看来，居民们都是在以一千种引人注目的方式进行苦修。我听说，婆罗门[12]坐在四面火当中，直视太阳，或者在火焰上方，头朝下身体倒悬，或者扭头仰望天空，直到他们不可能恢复他们自然的姿势，而由于脖子扭曲，只有液体才能流进胃里[13]；或者终生用锁链锁住，居住在树的脚下；或者就像毛虫一般，用他们的身体来丈量庞大帝国的疆域；或者用一条腿站在木桩的顶上——但甚至这些有意识的苦修形式，也并不比我每天目睹的那些场景更令人难以置信。与我的邻居们所从事的事情相比，赫丘利[14]的十二件苦差也微不足道，因为他所做的苦差只有十二件，是有尽头的，但我却永远也不会看到我的邻居们杀死或者捕获任何一个妖怪，或者完成任何一件苦差。他们没有赫丘利的朋友伊奥拉斯帮忙，伊奥拉斯是用烧红的烙铁，烙多头蛇的头的根部，而我的邻居们则是刚把多头蛇的一颗头砍掉，又有两颗头冒了出来。

我看到，镇子里的年轻人，他们的不幸恰恰在于继承了农场、房屋、谷仓、牛以及农具，因为这些东西获得比丢掉容易。如果他们是诞生在野外的牧场，由狼来哺育的话就好了，因为那样他们就可能用更明亮的眼睛看到，要求他们在其中劳作的是什么田地，是谁使得他们成为土地的农奴？当人注定要只吃一配克泥土的时候，为什么他们却应该吃六十英亩的土地？[15]为什么他们一出生，居然就开始挖掘自己的坟墓？他们得过人的生活，把所有这些事情都推到他们面前，尽可能地对付下去。我遇见多少可怜的不朽灵魂啊，他们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几乎被压扁，窒息，在生活的道路上爬行着，在面前推着一个七十五英尺长、四十英尺宽的谷仓，他们奥吉亚斯的牛舍[16]从来也没有清扫干净，还有一百英亩的土地、耕作、割草、牧场，以及林地！而无遗产继承份额的人，他们虽然没有这种毫无必要的继承下来的累赘须与之斗争，却也发现征服并培育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已经足够辛劳了。

但人们是在出了错的情况之下而辛劳的。人的精华部分很快就被犁在土地里面，成为堆肥了。通过一个似乎是必然的命运，他们被雇用了，正如一本古书所说的，他们把财宝积攒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17]这是一个愚蠢的生命，生前或许不明白，到临终，人们终会明白的。据说丢卡利翁与皮拉[18]从肩头向身后扔石头，从而创造了人类：

Inde genus durum sumus，expef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a simus origine nati.[19]

雷利则是以其语调夸张的方式，用诗句把它表达出来了：

从此人类是硬着心肠，忍受着痛苦和忧虑，

并且赞同我们的身体具有石头的性质。[20]

真是太盲目地遵守错误的神示了，把石头从头顶扔到背后去，也不看一看它们坠落到什么地方去。

大多数人，甚至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家里，也仅仅是由于无知和错误，而满脑子都是人为的烦恼，忙于粗俗且又毫无必要的苦差，结果也无法采摘到生活得更美好的果实。他们的手指，由于劳作过度而变得过于笨拙，过于颤抖，而无法采摘了。实际上，劳作的人日复一日，都没有闲情逸致获得一种真正的人格：他无法保持人与人之间最勇毅的关系，他的劳动会在市场上贬值。除了做一架机器之外，他没时间来做别的。他怎能记得他是无知的呢——他是全靠他的无知而活下来的——他不经常绞尽脑汁吗？我们有时应该免费给他饭吃，给他衣服穿，用我们的果汁让他恢复体力，然后才能评价他。我们天性中最优秀的品质，就像果实上的那层粉霜一样，只有在搬动的时候非常小心才能保留下来。然而不论是对待我们自己，还是对待别人，我们都并非这样体贴入微。

我们都知道，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是贫穷的，发现生活艰难，有时就好像上气不接下气一般。我毫不怀疑，在本书的读者当中，你们有一些人并不是吃的饭全都能付得起钱，或者尽管衣服鞋子快要坏了或者已经坏了，却付不起购买衣服鞋子的钱，而且是用借来的或者偷来的时间才读到这一页，这也就剥夺了你们的债主一个小时的时间。我的眼力已经在阅历的磨刀石上磨利了，显而易见，你们当中的许多人过的是多么卑贱而又委琐的生活：你们时常进退维谷，既试图做生意又试图摆脱债务——债务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泥沼[21]，拉丁人称之为aes alienum，意即另外一个人的黄铜，因为他们的一些硬币是用黄铜铸造出来的；仍然在活着，在死去，被别人的黄铜埋葬；总是许诺偿还债务，许诺明天就偿还债务，而又在今天死去，无清偿能力地死去；为了讨好于人，获得顾客的惠顾，所采用的方式多种多样，只差没有犯下可进州监狱的罪行了；说谎，奉承，投票表决，把你自己缩进一个谦恭的坚果外壳内，或者膨胀进一种稀薄而又充满水汽的慷慨的空气之中，这样你就可以说服你的邻居，让你为他做鞋、帽子、衣服、马车，或者为他进口食品杂货；使得你自己生病，这样一来你也就可能积攒点什么东西以备生病之需，那是要藏在一个旧箱子里的某种东西，要不然就藏在墙的灰泥面背后的一只袜子里，或者更安全的话，就藏在用砖砌成的银行里，不管是藏在哪里，也不管藏的东西是多是少，反正是要藏起来。

我几乎可以说，我有时感到纳闷的是，我们怎么能够轻浮得从国外引入丑陋的黑奴制度，有这么多精明苛刻的奴隶主，奴役了北方和南方的国人。有一个南方监工是难以忍受的，有一个北方监工则更糟糕，但最糟糕的却是，你就是监管你自己这个奴隶的监工。谈到在人身上的一种神性！那就看看在马路上赶牲畜的人，他在白天或晚上赶往市场，他的内心中有任何神性在激荡吗？他的最高责任，就是为他的马匹喂料喂水！和运输的赢利相比较，他们的命运算什么？他们还不是在给一位繁忙的绅士赶牲畜吗？难道他是多么像神，多么不朽吗？看，他是多么畏缩，鬼鬼祟祟，一整天里战战兢兢，既不是不朽，又没有神性，而是成了他本人对自己的看法的奴隶和囚徒，那是他凭借着自己的所作所为而赢得的名声。与我们自己的私人意见相比，舆论是一个软弱的暴君。恰恰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决定了他的命运，更确切地说，是指出了他的命运。要在西印度群岛各省中谈论心灵与想象的自我解放，可没有哪位威尔伯福斯[22]来促进呢？再想一下这个国度的女士们，她们在编织梳妆坐垫以备世界末日之需，而不把对她们的命运的一种过于幼稚的兴趣暴露出来！那就好像你能够消磨时光，而又不会伤害永恒似的。

芸芸众生过的生活是既安静又绝望。所谓的听天由命，是一种得到证实的绝望。你从绝望的城市走到绝望的村庄，并且不得不用水貂和麝鼠的勇敢来安慰自己。在人类的所谓游戏与消遣底下，甚至都隐藏着一种刻板、深藏于潜意识的绝望。两者中都没有娱乐可言，因为工作之后才能娱乐。可是不做绝望的事，就是智慧的一种表征。

当我们用教义问答法的方式，思考着什么是人生的宗旨，生活的真正必需品和手段又是什么的时候，仿佛人们还曾审慎从事地选择了这种生活的共同方式，因为与别的方式相比，他们更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其实他们也知道，舍此而外，别无可以挑选的方式。但清醒健康的人都知道，太阳亘古常新。什么时候放弃我们的偏见，都不会为时太晚。任何一种思维方式或行事方式，不管多么古老，如果得不到证明就都不能信赖。今天每一个人认为是真实而予以附和或者沉默地予以忽视的东西，可能明天就证明是虚假的，只不过是见解的烟雾而已，有些人相信那烟雾是一片云，将会在他们的田野上洒下肥沃土壤的雨水。老年人告诉你不能做的事情，你如果尝试的话，就会发现能做。老的行为是让老年人来做的，而新的行为则是让年轻人来做。或许老年人曾经并不清楚地知道，应该找来燃料让火继续燃烧；而年轻人则在水壶下放进一点干柴[23]，而且就像那句俗语所说，以一种让老年人受不了的方式，用鸟儿的飞翔速度围绕着地球旋转。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并非更适合做教师，而且做得也并不如年轻人好，因为老年人的损失，要大于他们的收益。人们几乎可以怀疑，最聪明的人过着实用的生活，是否学到了任何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老年人并没有非常重要的忠告可以给予年轻人，他们自身的经验是非常片面的，而且他们必须相信，由于个人的原因，老年人的生活是这样悲惨地失败；也可能是，他们还保留着某种使人对那种经验产生错觉的信念，而且他们只是比他们的实际年龄要老一些。我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了三十来年，还没有从比我年长的人那里听到一句有价值甚至重要的忠告。他们什么有益的东西也没有告诉我，大概没有能力告诉我任何有益的东西。这就是生活，是一个在很大的程度上我并没有尝试的实验；但他们尝试过了，对我也没有益处。如果我拥有我认为是有价值的经验，那么我就一定会在深思后认识到，我的导师们对此是什么也没有说过。

有一个农夫对我说：你不能靠只吃蔬菜活着，因为蔬菜提供的营养不能让你长骨头。因而他每天都虔诚地花费一部分时间，把骨头的原材料提供给他的身体；他一边说，一边跟在牛的后面，而他的牛就是吃草长出的骨头。尽管有这么多的障碍，他的牛却能颠簸着拉着他和笨拙移动的犁前行。在特定场合，在最无助和生病的人当中，有些东西确实是必需品，而在另外一些场合，它们却只不过是奢侈品，还有的人则对它们全然不知。

在某些人看来，人生的所有境界，不论是高山还是峡谷，前人都已经走遍了，而且该关注的也都关注到了。按照伊夫林[24]的说法：聪明的所罗门颁布了条例，为树木之间的精确距离做了规定；古罗马的行政长官决定，你隔上多久的时间可以到邻居的地里捡落下的橡子而不算擅自闯入，而且那个邻居可以分到多少橡子。希波克拉底[25]甚至有关我们应该怎样剪指甲都留下了指示，也就是与指头尖齐平，既不要长也不要短。毫无疑问，那些意味着要把生活的多样性和欢乐消耗殆尽的乏味和无聊，本身就像老亚当一样年老[26]。但人类的能力从来也没有得到衡量，我们也不能判断，根据先例人类能够做什么，因为在这方面并没有做出多少尝试。不管迄今为止你的失败是什么，你都不要苦恼，我的孩子，因为谁会把你没有做到的事情安排给你做呢？

我们可以用一千种简单的测试来试验我们的生活：例如，同是一个太阳，它既催熟了我们的豆荚，又照亮了与我们相同的一个星系。倘若我记住这一点的话，那就会避免某些错误的发生。可是我在为豆田锄草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一点。群星是多么奇妙的三角形的顶点啊！在宇宙各个角落的人们，不管他们是多么疏远和不同，在这一个时刻都正在凝视这同样的景色！大自然与人生就像我们的不同体制一样多种多样。谁能说，生活能给另外一个人提供出什么样的前景？难道还能有比我们瞬间洞悉彼此的眼神更伟大的奇迹产生吗？我们应该在一个小时内体验世界的整个历程，是的，体验历程中的所有世界。历史、诗歌、神话！——我不知道读哪个人的经历，会比这更令人吃惊，会带来更多的信息。

我的邻居称之为好的东西，大部分我在灵魂深处却认为是坏的，而如果我有什么可后悔的话，那就大有可能是我的良好行为。难道是什么魔鬼缠住了我，让我如此循规蹈矩？老兄，你可以说出你能说的最明智的话——你已经活了七十岁，不能不算是一种光荣了吧——我听见有一个不可抗拒的嗓音，它要求我离开所有这一切。一代人放弃另外一代人的事业，就像放弃搁浅的船一样。

我认为，与我们实际上所相信的东西相比，我们可以有把握地予以相信的，要多上许多。我们能够在别的地方坦诚地给予多少关怀，就可以放弃多少对我们自己的关怀。自然界能够多么适应我们的长处，就能多么适应我们的弱点。某些人的没完没了的焦虑和紧张，是一种几乎无法治愈的形式的疾病。我们被搞得夸大了我们所做的工作的重要性，然而我们所没有做的事情又有多少呢！或者说，倘若我们生病又会怎样呢？我们是多么敏感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决不依靠信念生活；我们整天都保持警惕，到了晚上我们又不情愿地进行祷告，把自己交给无常的运数。我们被迫生活得如此彻底而真诚，敬畏我们的生命，并否认改变的可能性。我们说，这就是唯一的道路；但是能够从一个中心画出多少个半径，就能够有多少条道路。一切改变都是一种值得深思的奇迹，但它又是一种随时会发生的奇迹。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人把一个想象中的事实归纳为一个他所能够理解的事实的时候，我也就可以预见，所有的人都将最终在这个基础上构筑起他们的生活。

让我们考虑一下，我前面提到的烦恼和焦虑是什么，我们烦恼，或者起码说我们关心，这究竟有多大的必要性。尽管是在表面的文明中生活，但如果能过上一种原始而蛮荒的生活，也未尝不是好事，哪怕只是为了了解生活的必需品大体有哪些，以及怎样获取它们；甚至翻看一下商人的旧流水账，看看人们在商店里最常买的是什么，他们储存些什么，换句话说，必需品大体是什么，也未尝不是好事。这是因为时代的改善，对人类生存的本质法则的影响微乎其微：就像我们的骨骼，大概与我们祖先的骨骼并无明显差别。

所谓生活的必需品，我指的是，在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的东西当中，那些从一开始就对人类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或者经过长期的使用而变得非常重要的东西，野蛮人也好，穷人也好，哲人也好，谁离开它也过不下去。对许多生物来说，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一种生活的必需品——食物。对北美大草原里的野牛来说，如果不寻求森林或者高山的遮蔽，那么必需品就是几英寸厚的可口的青草，加上可以饮用的水。野兽的需求，不过是食物和栖息处。在这种气候中，人类的生活必需品则可以明确地分为食物、栖息处、衣服和燃料几项；因为只有当我们获得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才愿意自由地应对生活的真正问题，展望成功的前景。人类不仅发明了房屋，而且还发明了衣服和烹饪的食物；而且也许是偶尔发现了火的温暖，并发现了对其的使用，这起初是一种奢侈，但由此却产生了烤火的必要。我们注意到，猫和狗也获得了这相同的第二天性。凭借适当的栖息处和衣服，我们合情合理地保留着我们自身的内在热量；但如果栖息处和衣服过分，或者燃料过分，换句话说，外部热量大于我们自身的内部热量，难道可以准确地说是烹饪开始了吗？博物学家达尔文在谈到火地岛[27]的居民时说，他们一行人虽然穿着厚衣服，靠近火坐着，却并未感到过于温暖，而他非常惊讶地注意到，这些裸体的未开化的人，离火要远得多，却是似乎由于经历这样一种烤炙而汗流浃背。我们被告知，新荷兰人[28]能够赤身露体而安然无恙，而欧洲人穿着衣服却瑟瑟发抖。难道不能把这些未开化的人的强壮与文明人的智能结合起来吗？按照利比希[29]的说法，人的身体是一个炉子，食物就是让肺的内部保持燃烧的燃料。天气寒冷的时候我们吃得多，温暖的时候吃得少。动物的热量是一种缓慢燃烧的结果，而燃烧过快的时候就会产生疾病和死亡；换句话说，由于缺少燃料，或者炉子的通风气流出现某种故障，火也就熄灭了。当然，也不可把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热量与火混为一谈，譬喻就到此为止吧。因而，从上述清单似乎可以看出，动物的生命这个词语，几乎与动物的热量这个词语同义；因为虽然食物可以被看作维持我们体内的火的燃料——而且燃料只是用来准备那种食物，或者通过从身体外面增加温度来增加我们身体的温暖——但栖息处和衣服也只是用来保持这样产生和吸收到的那种热量。

这样一来，对我们的身体来说，重大的必要就是保持温暖，保持在我们身上的那种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热量。因而我们不仅为食物、衣服和栖息处煞费苦心，还为了我们的床铺——那些夜晚的衣服而辛苦着，我们抢夺了鸟儿的巢，拔掉鸟儿的胸部羽毛，就像鼹鼠在它的洞穴底部用草和树叶做成床一样！穷人往往会抱怨，说这是一个寒冷的世界；而人们的大部分烦恼，就是既直接源于物质上的寒冷，也源于社会上的寒冷。在某些气候区里，夏季使人能够过上一种乐土的生活。这样一来，除了煮饭之外，也就并不需要燃料；太阳就是他的火，许多果实用阳光就足以煮熟了；而且食物一般说来更多种多样，也更容易获得，衣服和栖身之地是完全用不到的，或者只是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我通过自己的经验发现，当前在这个国家，有几件工具、一把刀、一把斧头、一把铁锹、一辆手推车等，就足以生活了，而这些东西都能花费甚少便可获得，而对勤奋好学的人来说，有灯火、文具，以及想阅读的几本书，也就足够了，而这些也都能花费甚少便可获得。然而有一些人，并不明智的人，他们前往地球的另外一边，前往野蛮和并不卫生的地区，专心地做上十年或者二十年的生意，目的是为了他们能够最终在新英格兰[30]活着——也就是说保持着舒适的温暖——和死去。那些奢侈的富人并非纯粹是保持着舒适的温暖，而是热得不自然；正如我在前面所暗示的，他们自然是很时髦地被烘烤了。

大多数奢侈品，以及许多所谓的生活的舒适，不仅并非必不可少，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就奢侈品和舒适而言，最明智的人过的生活总是比穷人更简单，更匮乏。中国、印度、波斯以及希腊的古代哲学家们，他们是这样一个阶层的人，外表生活再贫穷没有，而内心生活再富有不过。有关他们，我们所知并不多。但是就我们所知道的，已经足够令人惊叹了。他们的种族中更为现代的改革家和行善者们，也是同样情况。一个人只有站在安贫乐道的立场上，才能成为一名公正而又有智慧的人生观察者。不论是在农业、商业、文学，或者艺术中，奢侈生活产生的果实都是奢侈的。当今有哲学教授，但却没有哲学家。然而当教授是令人羡慕的，因为曾几何时能够生存是令人羡慕的。要做一个哲学家，并不是仅仅要拥有深奥的思想，甚至也不仅仅是要创立一个学派，而是要热爱智慧，从而按照智慧的要求来生活，过上一种简朴、独立、宽厚而又信任的生活。解决生活的一些问题，不仅是要从理论上解决，而且还要在实际上解决。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的成功，通常是一种廷臣式的成功，而不是国王式的成功，也不是具有男子汉气概的成功。他们只是将就应付着，因循守旧地生活，就像他们的父辈一样，而绝非一个更为高尚的种族的人们的先驱。但人们为什么总是堕落？是什么使得家庭破碎？那种使民族萎靡不振并毁灭民族的奢侈是什么性质的呢？我们能否确信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这种东西一点也没有？哲学家是领先于时代的，甚至在他生活的外部形式中也是如此。他并不像同时代人那样吃喝、居住、穿着、取暖。如果保持生命热能的方式不比别人高明的话，他又怎能成为哲学家呢？

一个人用我所描述的那几种方式获得温暖之后，接下来他会想要什么呢？毫无疑问并不是更多同样种类的温暖，比如更多更丰富的食物，更大更豪华的房屋，更漂亮更大量的衣服，更多更持续不断和更热的火，等等。当他获得了那些生活的必需品的时候，那么除了获得非必需品之外还有一种选择；也就是说，生活的冒险现在开始了，因为他摆脱掉卑贱的劳作的假期已经开始了。看来土壤是适合于种子的，因为土壤让种子的胚根朝下延伸，现在又可能自信地让种子朝上发芽。倘若人不可能相应地上升到上面的天空，又为什么要如此坚实地扎根在地里呢？——因为更为高尚的植物的价值，就在于它们最终在远远高出地面的地方，在空气和阳光中所结出的果实，而不会被当作卑贱的蔬菜之类来对待，就算是两年生的蔬菜，对它们的培育到它们长好根的时候也就结束，而且为了长好根还经常把顶部切割下来，结果到了开花季节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了。

我并不打算为天性坚强勇敢的人们制定规则，不管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他们都会管自己的事情，他们也许会建造出比最富有的人还要富丽堂皇的房子，比最富有的人还要挥金如土，而又不会使自己穷困，因为我并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生活的，——确实，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这样的人就是梦中之人；我也不会为那些人制定规则，他们恰恰在事情的当前状况中找到了对自己的鼓励和灵感，并以对情人的那种热爱和热情珍惜这个状况，——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自己就是其中之一；我说的话所针对的，并不是那些不管在什么境遇中都在忙于有意义的事情的人，而且他们也知道他们是否在忙于有意义的事情；——我所针对的，主要是芸芸众生，在他们有可能改善自己的时候，他们却牢骚满腹，徒劳地抱怨他们命运的艰辛或时代的艰辛。有一些人，他们最起劲和最伤心欲绝地什么事情都抱怨，因为他们说，他们正在尽职尽责。我还想到那个似乎富有但又是所有阶级中最为贫困的阶级，他们把金属熔化时的浮渣积攒了起来，又不知道怎样予以使用，也不知道怎样摆脱，这样一来也就为自己铸造出了金脚镣或者银脚镣。

若是我说出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渴望过一种怎样的生活，那么多少了解些实际情况的读者感到奇怪，更会使对我不熟悉的人大为惊讶。我只略述我心头的几件事就行了。

不管在任何气候、任何时刻，我都希望能及时改善我当前的状况，并在手杖上刻下记号；我迫切要站在两个永恒的交会点上，也就是过去和未来的交会点，那恰恰就是当前的时刻；我迫切要用脚尖站在那条线上。有时我用语晦涩，请见谅，因为我的职业比大多数人有更多的秘密，我并非刻意保密，而是职业性质使然。我愿欣然说出有关我所知晓的一切，决不会在我的门上写上禁止入内。

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条猎犬、一匹枣红马和一只斑鸠，至今我仍在寻找它们。我曾向许多旅人谈到它们，描述了它们的踪迹，以及它们能对什么样的召唤有反应。我曾遇见一两个人，他们听到过那条猎犬的吠声，那匹马的蹄声，甚至还看见那只斑鸠在一片云彩的后面消失，而且他们似乎也急于找回它们，好像是他们自己把它们丢失了一般。[31]

我所期待的，并非仅仅是日出和黎明，如果可能的话，还有大自然本身！不论是夏天还是冬天，有多少个清晨，邻居们都还没有忙碌之前，我已经忙起自己的事情了！毫无疑问，许多镇民都曾看见我做完事回来，天刚蒙蒙亮就赶往波士顿的农夫，前去砍柴的樵夫，他们都碰到过我。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从未助它一臂之力，但毋庸置疑，极其重要的就是在日出之前在场。

有这么多的秋日，是的，还有这么多的冬日，我是在镇子外面度过的，我试图听见风在说些什么，把听到的消息快速散播出去！在不顾一切奔跑的时候，我几乎用光了所有的资本，差点连气都喘不过来。如果有任何关于两个政党的风声，那必定是被报纸抢先发表过的。在别的时候，我是在峭壁或者树上的观察站上注视着，一有新情况就用电报发送出去；或者在傍晚的时候在山顶上等待，等待夜幕降临，这样我就可能抓住些什么东西，尽管我从未抓住很多东西，而我抓住的那点东西又像神赐食物吗哪[32]一样，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又消失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一份杂志的记者，该杂志发行量不是很大，其主编从来都认为我的大部分投稿都不适合刊发，而且就像作家们常有的情况那样，我的辛苦换来的只是苦恼。然而在此状况下，我的痛苦就是它自身的回报。

在许多年的时间里，我是自我任命的暴风雪和暴风雨的督察员，而且恪尽职守；如果说我不是马路勘测员的话，那么也是所有穿越空地的路线中那些林中小路的勘测员，让那些小路保持畅通，给深谷架上桥，让深谷在所有的季节里都可通过，众人的足迹已经证明它们是有用处的。

我照看过镇子里的野生牲畜，那些牲畜跳越栅栏，给忠于职守的牧人们带来不少麻烦；而且我还密切关注着农场那些人迹罕至的隐蔽处和角落，尽管我并不总是知道约拿斯[33]或者所罗门今天究竟是在哪块地里干活——那不关我的事。我为红透了的黑果浇水，为沙樱和荨麻浇水，为红松和黑栲浇水，为白色的葡萄和黄色的紫罗兰浇水，在干燥季节如果不浇水它们就可能枯萎。

简言之，我这样做了很久，我可以毫不自夸地说，我是兢兢业业地做着这些事情。后来我逐渐明白，镇民们终究是不会接纳我为小镇官员的，也不会给我一点小小的不过分的津贴，让我担任这个闲职。我能发誓说，我所记的账是忠实的，但确实从未有人来检查我的账目，更没有人接受我的账目，更别说前来付款结账了。然而，我的心思并没有放在那上面。

不久前，一个流浪的印第安人到我家附近一个著名的律师家里卖篮子。你想买篮子吗？他问道。不，我们一个也不要。这是答复。什么！印第安人一边走出大门一边大声叫嚷道：你想让我们挨饿吗？他已经看到，他勤奋的白人邻居是这样富裕，——律师只要把辩词编好，那么金钱和地位就会魔术般接踵而来，——于是便对自己说：我要做生意，我要编篮子，这是我能做的事情。他以为，他把篮子编出来以后，也就尽了自己的一分力量，然后白人就会买他的篮子。他并没有发现，要让别人买他的篮子，就有必要让人家认为值得买，或者起码要让他以为值得，或者制作别的值得人家买的东西。我也编织了一种精致的篮子，但我并没有让人觉得值得购买。然而对我而言，我同样认为我编织它们是值得的，我并没有研究怎样让人们觉得值得购买，相反却是研究怎样避免那种要把它们卖出去的必要性。人们赞扬和认为成功的生活只有一种。我们为什么又要以贬低别的生活方式，来夸大其中一种呢？

我发现，我的小镇同胞们并不想在法院给我一个位置，也不想给我一个助理牧师的职位或者别的任何一个谋生的地方，我必须自谋出路，因而我便更完全地转向了森林，在森林里我更加出名。我决定立即开业，我并未等待通常所需的资金到位，而是使用已经拥有的那点微薄财力。我前往瓦尔登湖的目的，既不是为了生活节俭，也不是为了肆意挥霍，而是要尽可能减少障碍地做一些私事，免得因为缺乏常识和生意头脑，而导致小规模事业的失败，那不仅凄惨，而且愚蠢。

我要努力养成严格的商业习惯，对每一个人来说，严格的商业习惯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你与天朝[34]做生意，那么只要在塞勒姆[35]的海岸上设一间小小的会计室，也就够了。你可以出口国家能够提供的物品，纯粹的土特产，大量的冰块和松木，还有一点花岗石，总是用当地的货船装载。这些将会是不错的商业冒险，需要事事躬亲：既是领航员又是船长，既是业主又是保险业务受理人；既购买，又销售，又记账；阅读收到的每一封信，又要回复每一封信；日夜监督进口货物的卸货；几乎同时出现在海岸的许多地方——往往载重量最大的货船将会在泽西州卸货；成为你自己的电报机，保持与地平线另一端的联系，还要和所有驶往海岸的船只保持联系；保持商品的稳定发送，目的是为这样一个遥远而又要求过高的市场供应商品；了解市场的行情，了解每一个地方的战争与和平的前景，并预料贸易和文明的种种趋向——这就要利用所有的探险成果，使用新的航道以及所有先进的航海技术；研究海图，确定暗礁以及新的灯塔和浮标的位置，而且还要不厌其烦地核对对数表，要是计算上稍有差错，可能会使本来应该到达一个友好码头的船在岩石上撞得四分五裂——有拉佩鲁兹[36]的巨大灾难为鉴；还得跟得上各种科学的发展，从汉诺[37]和腓尼基人[38]，再到今人，一切伟大的发现者、航海家、探险家和商人，都要研究；最后，还要随时盘点存货，以便了解你的状况。那是一种使人过度劳累的苦差事——诸如利润和亏损的问题、利息的问题、扣除皮重计算法的问题，以及从中做种种判定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有一种万能的知识。

我认为，瓦尔登湖将会是一个做生意的好地方，这并不完全是因为那里有铁路和冰块贸易，而且还因为它提供了一些优势，也许把它们透露出去并不明智：它是一个好的交易场所，有一个好的基础。那里没有涅瓦河[39]那样的沼泽需要填充，尽管你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打桩奠基。据说，涅瓦河涨水的时候，河中的冰块，再加上西风，就会把圣彼得堡从地球的表面上冲走。

鉴于这个生意不需通常的资本就可开张，那么也许并不容易猜测，将从哪里获得那些财力，因为财力仍然是每一个这样的事业所不可或缺的。说到衣服，就立即涉及了实际的问题，或许我们买衣服，更追求时髦，更在意别人的看法，而不是考虑衣服的真正用途。要让有工作要做的人记得，穿衣的目的，首先就是要保留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热量，其次，在这个与人交往的状态中，是要掩盖赤裸裸的身体，而且他可能判断，在不给他的衣橱增添衣服的情况下，可以完成多少必要或者重要的工作。一套衣服国王和王后只穿一次，尽管那是御用裁缝为他们缝制的，他们却不知道穿上合身衣服的愉快。他们只不过是挂干净衣服的衣架而已。每天我们的衣服都更与我们自己融为一体，它们接受了穿衣人的性格印记，弄得我们要扔掉它们的时候总是恋恋不舍、犹豫不决，就好像扔掉的是我们自己的身躯似的，要看病吃药做些补救，心情郁郁寡欢。从来也没有一个人，因为衣服上打了个补丁而被我看低：然而我也确信，与拥有一个健全的良心相比，一般人更在乎衣着，衣服要时髦，至少要干净，没有补丁。但即使衣服上的破洞没有补上，那么所暴露出来的最大的邪恶也不过是不够谨慎。我有时用下面的方法来检验我的熟人——谁肯穿膝盖上打了块补丁，哪怕只破两条缝的裤子？大多数人的表现就是，他们好像认为，穿上这样的裤子就会自毁前程。对他们来说，带着一条断腿一瘸一拐地进城，也比穿着一条破了的马裤进城容易。往往一位绅士的腿出了事故，腿伤可以救治，但如果一个类似的事故发生在他的马裤的裤腿上，那就没得救了，因为他所考虑的，并不是真正可敬的东西，而是受到尊敬的东西。我们熟悉的人没有几个，但熟悉的上衣裤子数量巨大。如果你把你的最后一件内衣给稻草人穿上，而你则一丝不挂站在旁边，那么有谁会不立即向稻草人打招呼呢？前些天，在经过一块玉米田的时候，在一个戴着帽子、穿着上衣的木桩的旁边，我认出了那个农场的农夫。与我上一次看见他的时候相比，他只是有一些更加饱经风霜了。我听说，狗会朝走近它主人家的每一个陌生人狂吠，但一个赤身露体的贼却能轻而易举让它安静下来。如果人们脱掉了衣服，还能在什么程度上保持他们相对而言的社会地位，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要是不穿衣服，你能够确定地说，文明人当中谁是最高贵的吗？普法伊弗尔太太[40]曾自东到西进行环球冒险旅行，当她快到俄罗斯的亚洲部分，要去拜访当地长官的时候，她说她感到不能再穿旅行装了，因为她现在是在一个文明国家，文明国家是以衣取人的。即使在我们的民主的新英格兰城镇里，要是意外地获得了财富，那么仅仅是财富在服饰用品上的表现，就能使财富的拥有者获得几乎每一个人的尊重。但表现出这种尊重的人，尽管人数众多，迄今为止却是不信上帝的人，所以应该派遣一个传教士前去。除此之外，做衣服就需要缝纫，这是一种你可以称之为永无尽头的工作；起码女人的服装就永远也做不完。

一个终于找到事情可做的人，并不需要穿上一身新衣服去做；对他来说，那身尘封在阁楼里许久的旧衣服足矣。旧鞋为一位英雄服务的时间，比他的贴身男仆更久——当然，如果一位英雄曾有一位贴身男仆的话——而打赤脚要比穿鞋历史久远，而英雄是可以赤脚的。只有那些去晚会和议会厅的人，才必须穿上新外套，去晚会和议会厅的人经常换，外套也经常换。但如果我的夹克衫和西装裤，我的帽子和鞋子适合在做礼拜的时候穿戴，那么穿戴它们工作又有何不可呢？有谁曾看到他的旧衣服——他的旧外套，实际上已经破烂不堪，快成了原来的布料了，即使把它送给一个穷孩子，都不能称之为善举，说不定这个穷孩子又会转送给另一个更穷的孩子，然而既然他能够将就着撑过去，我们能否说他更为富有？我说，要留神所有那些要求穿新衣服的企业，而不是要留神那些穿新衣服的人。如果没有新人，那么新衣服做出来又适合谁来穿呢？如果在你的面前有什么事业的话，那就穿着你的旧衣服去尝试这个事业。人们想要得到的一切，并不是用什么来做什么事情，而是要做什么事情，或者更精确地说是要成为什么。也许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新衣服，不管旧衣服是多么破烂肮脏。除非我们有了新的事业，或者扬帆驶向某个新的航程，让我们觉得自己古老的躯体内有了新的生机，如果还是穿旧衣服的话，就有了旧瓶装新酒的感觉了[41]。我们去旧换新的季节，就像飞禽的换羽期一样，也一定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紧要关头。潜鸟[42]隐没在偏僻的湖泊里去换羽毛。蛇蜕皮、蚕破蛹，大抵如此，都是依靠内在的辛勤和扩张，因为衣服只不过是外在的表皮和尘世的烦恼[43]而已。否则，人们就一定会发现我们航行的船只悬挂的是假旗，最终必然既被人类的看法所抛弃，也被我们自己的看法所抛弃。

我们穿着一件又一件的衣服，似乎我们就像外长植物[44]那样，靠着外面的增加而成长。我们穿在外面的，而且往往是轻薄而又花哨的衣服，就是表皮[45]或者假皮，它并不分享我们的生命，可以在这里或者那里被剥掉，而不会带来致命的伤害；我们经常穿着的更厚一些的衣服，就是我们蜂窝状的外皮，或者说是树皮；但衬衫则是树的韧皮部，或者说是真正的树皮，如果脱掉的话，就不能不撕扯皮肉并从而把人毁掉。我相信，所有的种族在某些季节里所穿的某种衣服，都相当于衬衫。最好就是，人应该穿着简单，这样他就能在黑暗中把他的双手放在自己的身上，而且应该在所有方面都简洁而又有准备地生活着，这样一来，如果敌人占领城镇，他就能像古代的那位哲学家一样，毫无焦虑地空着手走出家门。一件厚衣服，大致相当于三件薄衣服，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购买力选便宜的衣服。五美元可以买一件厚外套，可以穿上五年。两美元可以买一条厚裤子。一点五美元买一双牛皮靴子。二十五美分买一顶夏天的帽子。六十二点五美分买一顶冬天的帽子。或者还可以在家里自制一顶更好的，所花的费用也微不足道。穿着自己辛勤劳动得来的衣服，哪里还有贫穷可言？智者难道不会对他表示尊重吗？

当我要求做一件样式特殊的衣服时，我的女裁缝严肃地告诉我：他们现在不做这种式样的衣服了。她根本就没有强调他们这个词，好像她是引用了命运三女神那样客观的权威的话，而且我发现，要把我想要的衣服做出来是困难的，而这又纯粹是因为她无法相信我说的是真话，她认为我太冒失了。我听见这句神谕似的话，于是便仔细思索，掂量每一个字，这样我就可以搞清它的意思，我就可以搞清，他们是在什么程度的同源关系上与我有关的，在一件这样影响我的事情上他们可能拥有什么样的权威。最后，我也同样神秘地回答了她，而又不再强调他们一词。不错，他们最近没有做这种样式的衣服，但他们现在做了。如果她不测量我的性格，而只是测量我的肩膀的宽度，好像我的肩膀是挂衣服的钉子似的，那么对我的测量又有什么用处呢？我们所崇拜的，并不是美惠三女神[46]，不是命运三女神[47]，而是时装女神。她完全是专断地纺纱、织布、剪裁。如果巴黎的猴王戴上一顶旅行帽，那么全美国的猴子也都戴上旅行帽。世界上极其简单而普通的事情，要让人帮忙才能完成，以至于有时我都不抱任何希望了。首先得让他们从一台强大的压榨机中通过，把他们的旧观念压榨出来，这样他们就不会马上再次站立起来。然后在这群人当中就会有一个人，他的头上长了一个蛆[48]，那是从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放置在那里的一个卵孵化出来的，由于甚至火也不能烧死这些东西，因而你也就空忙一场。虽然如此，但我们也不会忘记，埃及有一种小麦，就是由一具木乃伊传给我们的。

总的看来，如果说哪个国家的服装已经达到了某种尊严的艺术境界，我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当前人们是将就着，有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他们就像船只失事的水手们，在海滩上能找到什么就穿上什么。而在一段距离之外的空间里或者时间里，人们正嘲笑彼此的衣着。每一代人都嘲笑旧的款式，但又虔诚地仿效着新的款式。我们不论是看见亨利八世[49]的那身装束，还是伊丽莎白女王[50]的装束，都觉得好笑，好像那就是食人生番群岛的国王和王后的装束似的。一切装束如果不穿在人的身上，都是可怜的或者怪诞的。只有从装束朝外凝视的严肃的目光，以及穿着装束度过的严肃的生活，才能抑制住嘲笑，并把任何人的装束视为神圣。如果戏剧中的丑角腹绞痛发作，那么他的服饰也得帮助表现出那种心态。当士兵被炮弹击中的时候，他的破烂军装就像帝王的紫袍一样好看。

男人和女人对新的款式所怀有的孩子气而又原始的趣味，使得不知有多少人颤抖，眯着眼睛透过万花筒观看，以期发现这代人今天所需要的那种特殊的图案。生产商已经了解到，这种趣味只不过是心血来潮。两种图案的区别，不过是一种特殊的颜色多缝上几针或者少缝上几针，但其中的一种马上就销售一空，而另外一种则在货架上滞销，尽管每每又是一个季节之后，后面的一种又成了最时尚的样式。相比而言，文身并不算什么陋习。不能仅仅因为它刺入肌肤，不可更换，就称其为野蛮。

我不相信我们的工厂体系是人们获得衣服的最好方式。工人的状况正日益变得更像英国工人的状况；这不足为奇，就我所听说或者观察到的而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让人类穿得好，穿得体面，而毫无疑问是要让公司变得更有钱。从长远来看，人们所能达到的，只能是他们的目标。因而，尽管暂时会遭遇失败，但他们还是该把目标定得高远一些为好。

至于栖身之所，我并不否认现在这是生活的一种必需品，尽管有一些例子，说明在一些比这个国家寒冷的国家里，人们曾长时期没有栖身之所而生活。塞缪尔·莱恩[51]说：拉普兰[52]人只是穿着皮衣，头上和肩膀上裹着皮袋，就可以一夜又一夜地在雪上睡觉——而那种寒冷的程度足以让穿着毛衣暴露在那种寒冷中的人丧命。他曾经看见过他们这样睡觉。然而他又补充说：他们并不比别的人更强壮。但大概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了没有多长的时间，便发现了房屋带来的舒适，也就是家庭的安逸，起初这个说法可能更意味着房屋带来的满足，而并非家庭带来的满足。然而在某些气候区里，在我们看来房屋主要是与冬季或者雨季有关，在一年的三分之二时间里除了太阳伞之外，房屋并没有需要，因而这些满足也就在极大程度上是部分的，是间或发生的。在我们的气候区里，在夏天的时候，这个说法以前几乎完全指晚上有一个遮盖物。在印第安人的记录里，一个棚屋就是一天行程的象征，而在树皮上刻出或者画出的一排棚屋，则意味着他们扎营了多少次。人类并不是被造得四肢巨大，体格强壮，因而他必须寻求让他的世界变小，用墙壁围起一个适合他的空间。起初他是赤裸的，是在户外的；在白天的时候，在晴朗温暖的天气里，这是令人愉快的；但到了雨季，冬天寒冷的时候，更不用说在灼热的阳光下了，倘若他不匆匆用房屋来为自己提供遮蔽的话，那么他的种族的萌芽就会被摧残了。按照神话的说法，亚当和夏娃先是穿的树叶，然后才穿衣服。人类之所以想要一个家，想要一个温暖或舒适的地方，首先是为了获得身体的温暖，然后才是情感的温暖。

我们可以想象，在人类幼年的某个时刻，有某个富有冒险精神的人爬进一个岩洞，把它当作栖息处。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一个孩子都在重复这个历史，他们喜欢待在户外，即使是在雨天和冷天。他们玩过家家，骑木马，他们对此怀有一种本能。谁会不记得，儿时曾带着怎样的兴致看着倾斜的岩石，看着通向洞穴的通道？那是对我们最原始的祖先的那个部分所自然怀有的渴望，那个部分仍然留存在我们的身上。从洞穴，我们进步到有了棕榈树叶搭成的屋顶，有了树皮和树枝搭成的屋顶，有了编织和拉紧起来的亚麻布搭成的屋顶，有了青草和干草搭成的屋顶，有了木板和木瓦搭成的屋顶，有了石头和瓦片搭成的屋顶。最后，我们不知道住在露天为何物，与我们所认为的相比，在更多的意义上，我们过的是家庭的生活。从壁炉边到田野是一段巨大的距离。倘若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日日夜夜，是在我们与天体之间没有障碍物的情况下度过的，倘若诗人并没有在屋顶的下面吟诵这么多，倘若圣人不是在屋里居住这么长的时间，那就可取了。鸟儿并不在洞穴里唱歌，鸽子在鸽棚里也就不能保持纯真。

然而，如果一个人打算建造一所住房，那么他就有必要运用一点新英格兰人的精明，以免到头来他会发现自己是住在一个作坊里、一个没有线索的迷宫里、一个博物馆里、一个贫民所里、一个监狱里，或者一个华丽的陵墓里。首先要考虑到，一个栖身之所的绝对必要性是不足道的。我见过在这个镇子里的佩诺斯布科特族印第安人[53]，他们住在用薄棉布搭成的帐篷里，而在他们周围雪几乎有一英尺厚，而且我认为，他们倒愿意让雪更厚一些，以便挡风。怎样才能诚实地生活，自由地获得正当的追求，这个曾困扰我的问题现在不像原来那样令我苦恼了，因为不幸的是，我现在变得有些麻木了。我常常看到，铁路边有一个大箱子，六英尺长，三英尺宽，工人在晚上把他们的工具锁在里面。这让我想到，每一个生活艰难的人都可以花一美元买上这么一个箱子，在上面钻上几个孔，至少让里面进一些空气，这样他就可以在下雨和晚上钻进去，盖上盖子，就能自由地去爱，在他的灵魂中获得自由。这似乎并非最糟糕，也绝非是一种可鄙的选择。你可以爱怎么熬夜就怎么熬夜，而且每当你起床的时候，你都可以走出去，也没有店主或者房东紧随着你要房租。许多人为了替一个更大和更奢侈的箱子付租金，一直到死都不胜其烦，而如果住在这样一个箱子里的话，他们也绝不会冻死。我绝非开玩笑。节俭是一种允许轻率看待的话题，却不能轻率地予以处理。一个粗鲁而又吃苦耐劳的种族，大多是住在户外，他们曾在这里建造了一座舒适的房子，用的几乎完全是大自然随时提供给他们的材料。古金[54]是隶属于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印第安人的主管，他在1674年写道：他们最好的房子是用树皮封顶的，建造得非常整洁，严实而且温暖。这些树皮是在树液干枯的季节从树身脱落的，趁着还绿的时候，又用重木把树皮挤压成巨大的薄片。……简陋一些的房屋则是用席子封顶，席子是他们用一种灯芯草编织成的，也同样严实温暖，但不如前者好。……我看到有些是60或100英尺长，30英尺宽。……我经常借宿在他们的棚屋里，发现它们就像最好的英国房屋一样温暖。他又补充说，那些棚屋里面通常是铺着编织精美、带有刺绣的席子，并配备以各种各样的器皿。印第安人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进步，他们把一张席子悬挂在屋顶的孔上，用一根绳子来拉动，调节通风。首先应该看到，这样的一座圆锥形棚屋最多只需要一两天就可建成，几个小时就可以拆掉和重新安装起来。每一个家庭都拥有一座圆锥形棚屋，或者棚屋中的一个房间。

在处于野蛮状态的时候，每一个家庭所拥有的栖身之处，实际上就是最好的，足以满足他们粗陋而简单的要求。但我认为，我这样说还是很有分寸的，因为尽管天上的鸟儿有巢，狐狸有洞穴，野蛮人有棚屋，但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却有一半的家庭没有居所。尤其在文明大行其道的大乡镇大城市里，拥有住房的人只占极少数。剩下的人们，则要为这件冬夏都必不可少的最外面的衣服[55]支付年租，这年租本可让他买下一个村子的印第安人棚屋的，但现在却让他们穷困一辈子。这里我无意强调，与拥有住房相比而言，租房是不利的，但显而易见，野蛮人因为栖息处花费甚少而拥有了栖息处，而一般说来，文明人租房是因为他买不起房；而且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他也不能更租得起房。但有人回答说，只要付了租金，可怜的文明人就能获得一个与野蛮人的住所相比不啻宫殿的住所。从二十五美元到一百美元不等的年租金——这些是乡下的价格——就使他有权获得经过几个世纪的改进才有的好处：宽敞的套间、干净的油漆层和糊墙纸、拉姆福德[56]式壁炉、用灰泥抹墙、软百叶帘、铜水泵、弹簧锁、宽敞的地窖，以及许多别的东西。但据说享受这些东西的却常常是可怜的文明人，而没有这些东西的野蛮人却因为身为野蛮人而富有，何以如此呢？如果断言，文明是人的生活状况的真正提高——我想，确实是提高了，尽管只有聪明人才利用了他们的有利条件——那么也必须表明，文明已经造出了更好但却并非更加昂贵的住房。所谓物价，是指用以交换物品所需要的那部分人生，可即刻或者以后支付。在这个住宅区里，一幢普通的房子大概需要八百美元，而要攒够这个数目，一个工人需要花费十到十五年的生命，即使他没有家室之累——据估计，每个人的劳动的金钱价值是一天一美元，因为如果有些人获得的多于一美元，那么别的人就少于一美元——这样一来，他就必须通常花费多半生的时间，才能挣得他的棚屋。如果我们以为他是付房租，那么这也只不过是在两件坏事中做了一个可疑的选择。难道野蛮人会明智地按照这些条件，用他的棚屋换一座宫殿吗？

或许有人猜测，我把拥有这个多余财产的长处，几乎全都降低为以备不时之需的一种储备，至于个人而言，则主要是为了支付葬礼的费用。不过也许人根本不用安葬自己。虽然如此，但这却表明了在文明人与野蛮人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有人给文明人的生活设计了一套体制，目的是要保存种族的延续，使种族的生活更加完美，这是为我们的利益着想，却是以牺牲个人生活的质量为代价。我要指出的是，为了获得当前的这个好处，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我还想指出，我们本来是可以不付出代价就获得很多利益的。你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57]，说父亲吃了酸葡萄，而酸了牙的却是孩子们，这是什么意思呢？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

看哪，世人都是属于我的，为父的怎样属于我，为子的也照样属于我，犯罪的他必死亡。[58]

我的邻居们，也就是康科德的农夫们，他们起码也和别的阶层的人一样富裕，我发现，为了成为农场的真正主人，他们大多已经劳作了二三十年或者四十年。那些农场他们通常是在承担债务的情况下继承而来的，要不然就是用借来的钱购买的——而且我们可以把那种辛劳的三分之一看作房屋的费用——但通常他们还未曾偿付这一部分。确实，所承担的债务有时超过农场的价值，这样一来，农场本身也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债务，可仍然有人去继承它，因为这位新继承人说，他和农场的关系太密切了。在询问财产评估员的时候，我惊讶地得知，他们居然不能马上说出镇子里有十二个人是无任何负担地拥有他们的农场。如果你想知道这些家宅的历史，那就请在给它们办理抵押的银行里询问。实际上用在农场上的劳动为他的农场缴了费的人，十分罕见，因而每一个邻居都能把这个人指出来。我怀疑在康科德究竟有没有三个这样的人。说到商人们，人们认为绝大多数，甚至占百分之九十七，是一定要失败的，农夫同样也是这种情况。然而，关于商人，他们中的某一个曾中肯地说，他们的大部分失败并不是真正的金钱上的失败，而只不过是没有偿付约定的款项，因为偿付约定的款项是不方便的——换句话说，是由于信用的毁损。这却使得事情糟糕透了，而且令人想到，甚至那剩下的百分之三的人，也没有能够拯救他们的灵魂，也许他们会比那些老老实实地失败的人，在更糟的情况下破产。破产和拒付债款是我们的大量文明跳跃和翻跟头的跳板，但野蛮人则是站在饥荒这块没有弹力的木板上。然而米德尔塞克斯[59]的牛展每年在这里举行一次，博得一片喝彩，好像农业机器等都在平稳运转似的。

农夫正想方设法地解决生计问题，可那方案远比问题本身更为复杂。为了获得小额资本，他做牛群的投机买卖。他用熟练的技艺，用细弹簧设下一个陷阱，以便抓住舒适和独立，然而，当他转身离开的时候，又让自己的腿落入了陷阱。这就是他贫穷的原因；而由于一个类似的原因，尽管我们被奢侈品所包围，但在野蛮人的一千种舒适方面，我们却全都是穷人。正如查普曼[60]所吟唱的——

这虚假的人的社会——

为了获得尘世的伟大，

把天国的一切舒适全都变成了稀薄的空气。

而当农夫拥有了他的房屋，他可能并不因此而更富，而是因此更穷，而且可能是房屋拥有了他。按照我的理解，这就是莫摩斯对密涅瓦所造的那幢房子所做的一种理由正当的非议[61]，莫摩斯说，密涅瓦并没有把房子建造得可以移动，而之所以应该建造移动房子，是为了可以避开坏邻居。而且现在仍然可以这样进行非议，因为我们的房屋是这种难以移动的财产，结果我们往往成了房屋的囚徒，而不是住在房屋的里面，而且本应该避开的坏邻居，则成了我们自己可鄙的自我。我知道，在这个镇子里起码有一两家，在几乎一代人的时间里都一直想把他们在郊区的房子卖掉，搬到村子里去住，却一直没有能够了却此愿，只有死亡才能让他们获得解脱。

不错，大多数人能够最终拥有得到种种改进的现代房屋，或者是租用这样的房屋。虽然文明一直在改善我们的房屋，但注定要住在里面的人却没有得到同样的改善。文明创造出了宫殿，但要创造出贵族和国王来却并不这么容易。文明人的追求绝非比野蛮人的追求更有价值。如果文明人把他的生命的大部分，仅仅是用于获得粗俗的必需品和舒适的话，那他为什么应该有一个比野蛮人更好的住处呢？

那些少数穷人又过得怎样呢？也许人们将会发现，有一些人外部境遇比野蛮人好，另外一些人的外部境遇则比野蛮人差。一个阶层的奢侈，被另外一个阶层的贫困抵消了。一边是宫殿，另一边则是救济院和沉默的穷人[62]。那些建造法老陵墓金字塔的千千万万的工匠，他们是以大蒜当饭，而且可能他们自己并没有得到体面的埋葬。为宫殿造出飞檐的石匠，也许在晚上返回的是一个还不如棚屋的茅舍。倘若以为，在一个存在着一般文明迹象的国家里，大部分的居民状况可能并不像野蛮人那样有辱人格，那就错了。我现在说的是有辱人格的穷人，而不是有辱人格的富人。要了解这一点，只需看看那些铁路边到处都是的铁皮棚屋即可，铁路是最得到改进的文明。我每天散步的时候，都看见人住在肮脏的住所里，整个冬天为了采光都开着门，然而并没有看见任何柴堆，可以想见，不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他们因为长期抵抗寒冷和苦难而畏缩，身体总是缩作一团，他们的四肢和各种功能的发展也受到了遏制。当然应该看看这个阶级，正是他们的劳动，才完成了标志着这一时代的工程。从某种意义上讲，或多或少，在英国这个世界大工厂中，让各个部门保持运转的工人们的境况都大抵相似。或许我还能跟你说说爱尔兰的情况[63]，在地图上标明的爱尔兰，是一个开明的白人地区。把爱尔兰人的身体状况，与北美印第安人或者南太平洋诸岛的岛民或者任何一个在与文明人接触而退化之前的野蛮人种族的身体状况对照一下吧。我丝毫不会怀疑，野蛮人的首领和一般文明人的统治者在智力上是一样的。他们的状况只是证明了文明含有何等的污浊秽臭。现在我几乎不需要提到在南方各州里面的工人了，他们生产出了这个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而他们自己又是南方的一种主要产品。不过我还是只谈谈那些据说境遇中等的人吧。

大多数人似乎从来也没有考虑过房屋是什么，而由于他们认为，他们必须拥有像他们的邻居一样的房子，结果实际上是终生毫无必要的贫穷。这就好像，人应该穿裁缝可能为他剪裁的任何一种衣服，或者说，人在逐渐放弃了棕榈叶帽子或者土拨鼠皮帽子之后，便抱怨时势艰难，因为他无力为自己买一顶王冠！要发明出一种比我们所拥有的更方便、更奢侈的房子是可能的，然而所有的人都会承认，我们负担不起这个费用。难道我们总是要考虑获得更多的东西，而不能有时满足于更少一点的东西吗？难道可敬的公民应该这样严肃地教导，通过准则和例子向青年们进行教导，让他们在死以前，有必要提供出若干数量的多余雨靴、雨伞以及空空的客房，来接待并不存在的客人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具不应该像阿拉伯人或者印第安人的家具那样简单？我们种族的恩人们，我们把他们神化为来自天国的信使，他们携带着给人类的神的礼物，当我们想到那些恩人们的时候，在我的脑子里并没有看到有成群的侍从跟在他们脚后，也没有成车的时髦家具。或者说，鉴于我们在道德和智力上优越于阿拉伯人，那么我们的家具就应该比阿拉伯人的家具更复杂，倘若我承认这一点，那又会怎样呢？

——难道那不应该是一个奇特的认可吗？当前我们的房间里乱七八糟地塞满了家具，要是有一位好的家庭主妇的话，她就会把其中的大部分清理到垃圾堆里去，而不让她清晨的工作做不完。清晨的工作啊！在清晨，奥罗拉[64]露出了赧颜，门农[65]演奏出了音乐，那么在这个世界里，人类的清晨工作应该是什么呢？在我的书桌上有三块石灰岩石头，但我却惊恐地发现，它们需要每天除尘，而我心灵中的家具还全都没有掸掉灰尘，因而我厌恶地把那三块石头扔出了窗外。这样一来，我又怎能拥有一个配备家具的房子呢？我宁可坐在露天之中，因为除非有人掘地，灰尘是不会落在青草上的。

引领时尚，让芸芸众生趋之若鹜的，正是奢侈放荡的人。在所谓最好的旅馆驻足的旅人，很快就能发现这一点，因为小旅馆老板会假定，他是一位萨丹纳帕路斯[66]，而如果任凭他们温柔地摆布，他就很快会完全失去男子气。我认为，在火车车厢里，我们倾向于把更多的钱花在奢侈的布置上，而不是花在安全和便利上，结果预示着没有了安全和便利，车厢反倒变成一个时髦的客厅：装备着长沙发、软垫凳、遮阳篷，以及一百件别的东方用具。那些东西本来是为伊斯兰教徒的女眷和天朝的女人气的臣民发明出来的，新英格兰的美国人要是知道那些东西的名字，就应该害羞，而我们却把它们带到我们西方来。我宁可坐在一个南瓜上，一个人拥有那个南瓜，也不愿和别人挤在一个天鹅绒坐垫上。我宁可坐在一辆牛车上，在地球上自由旅行，也不愿乘坐旅行火车的花哨车厢去天国，并且一路上呼吸着污浊的空气。

原始时代，人类的生活简单而毫无遮掩，至少暗示说明他仍然只是大自然中的一个寄居者而已。当他填饱肚子，睡够觉，消除了自己疲劳的时候，他就打算再次旅行了。这就好像他是居住在这个世界的一个帐篷里，在穿过峡谷，越过平原，或是爬上山顶。但看哪！人们已经变成了他们工具的工具了。过去饿了就自己采摘果实充饥的人，现在成了农夫，过去站在树下庇荫的人，现在成了管家。我们如今已不再夜晚露营，而是在地球上安家，忘记了天空。我们信奉基督教，只因为它是一种改善农业的良方。我们为今生建造家园，为来生建造墓穴。最好的艺术作品表达的是，人为了从这种状况中挣脱出来所进行的斗争，但我们的艺术效果，则仅仅是要使得这个低级状态变得舒适，使得高级状态被遗忘。倘若有任何美术作品传到我们手中的话，那么在这个村子里实际上也并无美术作品的立足之地，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房屋和街道并没有为它提供出合适的基座。没有一颗钉子可以悬挂绘画，没有搁板可以接受一位英雄或者圣徒的半身塑像。当我考虑到，我们的房屋是怎样建造和付款购买的，或者并未付款购买，考虑到它们的内部经济状况是怎样处理和维持的，我并不知道，当来访者正在欣赏壁炉架上面华而不实的东西时，他脚下的地板会不会坍塌，让他穿过地板掉进地窖，来到某种坚固而又诚实的基础那里，尽管那是泥土的基础。我不能不意识到，这个所谓的富有而又优雅的生活是一件被跳跃着欣然接受的东西，而且我并没有继续欣赏那些装饰着这个生活的美术作品，因为我的关注完全被那一跳所占据了；这是因为我记得，记录中的单是靠着人的肌肉而做出的最伟大的真正一跳，是某些漫游的阿拉伯人跳出的，据说他们能在平地上跳出二十五英尺的距离。在没有人为支持的情况下，超过那个距离的时候人是一定要再次落在地上的。我很想对这种巨大的不当行为的拥有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是谁在鼓励你？你究竟是那失败的百分之九十七当中的一位，还是那成功的百分之三当中的一位？如果你回答我的这些问题，那么也许我就可以看着你的那些花哨小玩意儿，发现它们具有装饰性。放在马匹前面的兽力车，是既不美也没有用的。在我们能够用美丽的物品装饰我们的房子之前，墙皮就得被剥掉，我们生活的皮也必须被剥掉，而且应该用美丽的家务料理和美丽的生活作为一种基础：现在看来，对美丽事物的趣味大多是在户外被培育出来的，在户外既没有房子，也没有管家。

老约翰逊[67]在其《创造奇迹的上帝》一书中，谈到了这个镇子的最早移民，他与那些移民同时代，他告诉我们，他们最早的住所，是在小山坡上挖的地洞，他们把泥土高高地堆在木头上，在最高的一边生火，烘烤泥土。他说：直到在上帝的保佑之下，大地带来了供他们食用的面包之后，他们才为自己建造了房子。而且第一年庄稼又歉收，结果他们不得不在一个漫长的季节里把面包切得非常薄。1650年，新尼德兰省[68]的总督用荷兰语为想移民到那里的人提供了书面信息，他特别声明：那些在新尼德兰的人，尤其是那些在新英格兰的人，他们一开始并没有能力按照他们的意愿建造农舍，于是便在地上挖出一个四方形的坑，就像地窖的样子，有六七英尺深，长宽以他们认为合适的为标准，在坑里面用木头封住泥土的四壁，又用树皮或者别的东西塞住木头的缝隙，以避免泥土塌落；用木板为这个地窖铺上地板，顶上用护壁板当作天花板，又在天花板的上方用圆材架起一个屋顶，圆材上面又覆盖着树皮或者草地草皮，这样他们全家人就能在这些房屋里干燥而温暖地住上两年、三年或者四年的时间，因为我们理解，这些地窖还按照家庭人数的多少分成若干个单间。在这些殖民地开始的时候，新英格兰的有钱人和显要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始建他们最初的住房，这是由于两个原因：首先是为了不把时间浪费在建房上，也不想让下一个季节食品短缺；其次也是为了不让他们从祖国带来的数量非常之多的贫穷劳动人民丧失信心。这个国家用了三四年的时间适应了农业，而在这一期间他们也花费了几千美元，为自己盖起了漂亮的房子。

我们的祖先采取这个做法时，起码还表现出了一种小心谨慎，好像他们的原则就是首先要满足更为急迫的需要似的。但现在更为急迫的需要被满足了吗？当我想到要为自己建造一处奢侈的住房的时候，我便被吓住了，这是因为这个国家可以说还尚未适应于人类的文化，而且我们的前辈把他们的全麦面包切得薄，我们却仍然被迫把我们的精神面包切得远比他们更薄。甚至在那些最没有文化的阶段，也并非要忽视在建筑上的一切装饰；但我们的房屋却应该首先用美来装饰起来，因为我们的房屋在与我们的生活进行接触的时候，就像贝类动物的栖息之所一样，上面并没有覆盖着美的东西。但，唉！我曾在他们当中的一两个房屋里面待过，知道它们内部是如何装饰的。

虽然我们并没有退化到可能需要住山洞、棚屋，或者穿兽皮的程度，但最好还是接受人类的发明和工业所提供的，尽管是付出了昂贵代价才获得的那些好处吧。在这样一个住宅区，木板和木瓦，石灰和砖，与合适的洞穴，或者整根的原木、数量充足的树皮，甚至黏土和平整的石块相比较，要更便宜，也更容易获得。在这个话题上，我是有领悟的，因为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我都已经使自己熟悉了这个话题。倘若再有一点机智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些材料，从而变得比现在最富有的人还富有，并使得我们的文明成为一种上帝的赐福。文明人就是一种更有经验和更聪明的野蛮人。不过还是让我赶快谈谈我本人的实验吧。

1845年3月末，我借了一把斧子，前往瓦尔登湖边的森林，来到最靠近我打算建房的地方，开始砍伐箭杆似的高大的五针松，它们仍然还是幼树，我把它们用作木料。要是不先借助一些东西就开始，那会是困难的，但这或许就是让你的同胞对你的事业产生兴趣的最好方法。这把斧子的主人，当他撒手给我的时候，说那是他的珍爱之物；但当我归还的时候，斧子比我借的时候还要锋利。我干活的地方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山腰，山腰覆盖着松树林，从松树林朝外我可以看到那个湖，还可以看到在树林中的一块小的开阔地，那里的松树和山核桃树生长茂盛。湖里还结着冰，但有的地方已经融化，黑黝黝地渗着水。我在那里干活的几天里，还下了几场小雪。但大体而言，当我从树林里出来，走到铁路上回家的时候，路上的黄色沙堆伸展过去，在雾蒙蒙的空气中发着微光，而铁轨则在春天的阳光中发亮，而且我听见，云雀和美洲小鹅以及别的鸟儿，已经前来和我们一起开始共度这新的一年了。它们是令人愉快的春日，在这些日子里，不但大地正在冰雪消融，而且人的不满的冬天[69]也在冰雪消融，蛰伏的生命开始把自己伸展起来了。有一天，我的斧柄脱落了，我于是削了一片嫩山核桃木用作楔子，用一块石头把它敲了进去，又把整个斧子浸在湖水中，让木头膨胀。这时我看见一条有条纹的蛇窜入水中，我在那里待了多久的时间，它就在湖底待了多久，或许不止一刻钟，显然对它并无不便之处，或许是因为它尚未从蛰伏状态完全摆脱出来。在我看来，由于一个类似的原因，人们仍然处于他们当前的这种低级而又原始的状态之中；但如果人们会感觉到万物中的春天的影响在唤醒他们的话，那么他们必然会上升到一种更高级和更缥缈的生活中去。以前在覆盖着霜的清晨，我曾经在路上看见有一些蛇，它们身体的某些部分仍然是麻木而僵硬，等着太阳来给它们解冻。四月一日下了雨，冰融化了，那天上午浓雾笼罩，我听见有一只离群的鹅，它在湖上四处摸索着，发出咯咯声，好像迷了路一般，或者就像是雾的精灵。

一连几天我继续干活，砍削出木料，也砍削出立柱和椽子，全都是用那把窄斧子砍削出来，心中并没有许多可传播的或者学者式的思想，我对自己唱道——

人们说，他们懂许多事情；

可是瞧呀！种种艺术和科学，

以及一千种器具——

它们已经飞走了；

只有吹拂的风儿

才是人所知晓的一切。[70]

我把主要的木料砍成每边六英寸的四方形，大部分立柱只砍两边，椽子和地板木料只砍一边，其余各边则留着树皮，这样一来这些木料也就和锯出来的木料一样直，又结实了许多。此时，我已经借到了别的工具，在每根木料上都仔细地凿出了榫眼，在顶上劈出了榫头。我白天在树林里待的时间并不是非常长，然而我通常带午饭，午饭是面包加黄油，中午的时候，我坐在砍掉的绿色松枝当中，读着包黄油面包的报纸，我的面包被赋予了松枝的某些香味，因为我的双手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松脂。我还没有结束，松树就成了我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因为我更熟悉松树了，尽管我已经砍倒了几棵。有时林中的漫游者被砍伐声吸引过来，于是我们就站在砍下的木头碎片上面愉快地闲聊起来。

到四月中旬的时候，房子的框架已经做好了，随时可以竖立起来，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并不匆忙，而是尽我所能。我已经购买了詹姆斯·柯林斯的棚屋，为的是要用那棚屋的木板。詹姆斯·柯林斯是爱尔兰人，在菲奇堡[71]铁路上工作。詹姆斯·柯林斯的棚屋被认为是好得不得了。我去看房子的时候，他不在家。我在外面走动，一开始屋里的人并没有注意到我，因为窗子又深又高。棚屋容积不大，房顶是尖的，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看的。四周的垃圾足有五英尺高，简直是个肥料堆。屋顶是最完好的部分，尽管被太阳晒得焦脆，严重变形了。那里根本就没有门槛，门板下面则是母鸡的常年通道。柯林斯太太来到门口，要我进去看看。我一靠近，把母鸡也赶了进去。屋子里很黑，泥土地面阴冷而又潮湿，令人打寒战。木板东一块西一块，经不起搬动。她点着灯，让我看屋顶的内部和四面墙，还有延伸到床下的木地板。她提醒我不要踏进地窖。她所谓的地窖，是一种两英尺深的垃圾坑。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头顶上有好的木板，四周全都是好的木板，还有一个好窗户。——窗户原先是两个完整的方格，近来只有猫在那里进出了。屋里总共有一个炉子，一张床，一个坐的地方，一个就在那里出生的婴儿，一把丝绸太阳伞，一面镀金镜框的镜子，还有一个特许专卖的新式咖啡磨，它是钉在一棵幼橡树上的。成交条件很快就谈妥了，因为詹姆斯这时已经回来了。我定于当晚付四美元二十五美分，他定于早晨五点腾出来，在这一期间不得卖给他人：我将在六点获得所有权。他说，我最好还是早点来，免得有人在地租和燃料上提出某种数目含糊而又绝对不公正的要求。他向我担保，这是唯一的障碍。在六点钟的时候，我在马路上与他和他的家人擦肩而过。一个大包袱把他们所有家当都包进去了——床、咖啡磨、镜子、母鸡——就是没有那只猫。那只猫跑到了树林里，成了一只野猫，我后来得知，它踩上了一个捕捉土拨鼠的夹子，最终成了一只死猫。

当天上午，我把这个住房拆卸开，拔掉钉子，用小手推车把木板运到湖边，摊在草地上，让阳光把它们晒成原状。当我推着车子走在林间小路时，一只早起的画眉给了我一两声鸣啼。一个叫帕特里克[72]的年轻人奸诈地告诉我，那个爱尔兰邻居西利，在我推车的过程中，把那些仍然说得过去的、直的、可以敲进去的钉子，U形钉，以及墙头钉，装进了他的口袋里，然后当我回来的时候他就站在那里，在那里消磨白天的时光，精神抖擞，满脸春色，对这场破坏漫不经心；正如他所言，他没有多少工作可做。他要在那里代表着观众，使这个似乎无足轻重的事件，显得就像是特洛伊众神的搬迁[73]。

我在一个朝南的山坡上，在土拨鼠打过洞的地方挖好我的地窖。我刨出漆树和黑刺莓的根，清除了植被在土壤深处的残留物。地窖大约六英尺见方，七英尺深，都能看到细沙了，就算冬天再冷，土豆也不会冻坏。地窖的四边是逐渐倾斜的，并没有用石头砌住，不过由于太阳永远也照不到，因而沙子不会滑落。这不过是两个小时的活儿。我从掘土中获得了快乐，因为在几乎所有的纬度地区，人们往地下挖掘，都可找到恒温的地方。在城市里最豪华的房屋下面，仍然可以找到地下室，他们的根照旧是储藏在那里，而且在上层的建筑物消失很久以后，子孙后代仍能看到它在泥土中的凹坑。房屋仍旧只不过是一个洞穴入口处的门廊而已。

最终，五月初，在几个熟人的帮助下，我把房子的构架树立了起来，而之所以请熟人帮忙，与其说是出于需要，毋宁说是为了利用这样的好机会来增强邻里情谊。把构架竖立起来，感到最荣幸的莫过于我了。我相信，终有一天他们注定要帮我把一个更高的建筑竖立起来。七月四日，房子一钉好木板，建好屋顶，我就搬了进去，这时木板的边缘已经被仔细地削薄，互相搭接，这样一来也就完全不会漏雨。不过在铺地板之前，我已经在屋子的一端为烟囱打好了地基，所用的石块足有两手推车，都是我用双手从湖边抱上山的。在秋天的时候，锄完地以后，我便把烟囱砌了起来，这是在生火取暖成为必要之前；与此同时我是在户外的地上烧饭的，一大早就烧饭。我现在仍然认为，这种烧饭方式在某些方面要比通常的方式更方便，也更惬意。要是下大雨，而我的面包还没有烘烤好，我就用几块木板挡在火上，自己坐在木板下面看着我的面包，以这种方式度过愉快的几个小时。在那些日子里，我手里的活计很多，因而我读书甚少。然而地上的几张小纸片，我的布衬垫或者桌布，都给我提供了与读书一样多的乐趣；事实上，它们达到了像阅读《伊利亚特》[74]一样的目的。

要比我那样建造房屋还要谨慎小心是值得的，比方说，先考虑好一门一窗、一个地窖或一间阁楼在人的天性中有着什么基础，除了目前需要以外，在你找出更强有力的理由以前，也许你永远也不要建立什么上层建筑的。人类建造自己的房屋，与鸟儿筑巢一样合情合理。倘若人们用自己的双手建起了住房，并且足够简单而又诚实地为他们自己和家人提供了食物，那么诗的才能就会得到无所不在的发展，就像鸟儿筑巢并为自己和家人提供了食物时无所不在地歌唱一样，这一点又有谁能知道呢？但，哎呀！我们却像牛鹂和布谷鸟，把蛋产在别的鸟儿所筑的鸟巢里，而且它们的叽叽喳喳和不悦耳的鸣叫也绝不能让旅人情绪振奋。难道我们应该永远把建房的乐趣拱手交给木匠吗？在芸芸众生的经验中，建筑的意义等于什么？在我的所有散步中，我从未与这样一个人不期而遇，他所从事的是像建造他自己的房屋一样简单而又自然的职业。我们是社会的一员。成为人的第九部分的，并不仅仅是裁缝[75]，还有传教士，商人，农夫也有这么多呢。这种分工要分到什么程度为止？而且分工最终是服务于什么目的呢？毫无疑问，另外一个人也可以替我思考；不过如果他在替我思考的时候把我自己的思考排除在外的话，当然也就不可取了。

确实，这个国家是有所谓的建筑师，我听说有这么一位，他起码是一门心思要使建筑上的装饰拥有一个真理的内核，拥有一种必要性，并因而拥有一种美，好像那是上帝给予他的一个启示似的。他的观点或许没错，但只比一般的业余爱好者高明一点点而已。他在建筑上是一位感情用事的改革家，他的改革是从飞檐上开始，而不是从基础上开始。仅在装饰中放一个真理之核心，像在糖拌梅子里面嵌进一粒杏仁或者一粒旱芹籽——尽管我认为，不带糖的杏仁最有益健康。他不想想居民，即住在房屋里面的人，可以把房屋建筑得里里外外都很好，而不去管什么装饰。难道通情达理的人会以为装饰是某种外部的东西，仅仅是在皮肤上——他们以为，乌龟之所以拥有带斑点的壳，或者贝类之所以拥有珍珠质的色彩，是靠着一种合同，就像百老汇的居民一样，为了建造三一教堂而签订合同。但一个人与他的房子的建筑风格没有什么关系，就像乌龟与它的壳的风格没有什么关系一样：士兵也没有必要无聊得要试图把他的勇气的确切的颜色画在旗帜上。敌人会知道的。到了紧要关头，他就要脸色发青了。在我看来，这个人是趴在飞檐上，胆怯地把他那些似是而非的真理，低声说给屋里那些粗鲁的住户听，而实际上住户比他知道得多。我知道，我现在看到的建筑美，是逐渐从内部朝外部成长起来的，是从居住者的需要和性格中成长起来的，而居住者就是那唯一的建筑者——美来自他的潜意识的真实感和崇高心灵，至于外表他一点儿没有想到；这样的美如果必然产生的话，那他先已不知不觉地有了生命之美。画家知道，在这个国家最引起兴趣的住所，通常是穷人的最朴实无华、最简陋的原木茅舍和村舍；这些茅舍和村舍就是住户的壳，正是住户的生活，而并非是仅仅在这些表面中的任何奇特之处，才使得这些茅舍和村舍美丽如画。同样引起兴趣的，将是市民郊区的箱子形小屋，那时市民的生活就一定会像那小屋一样简单，一样令想象可以接受，而且在他的住房风格上，同样也没有什么让人紧张的副作用。建筑装饰的一大部分，实际上是空洞的，九月份如果刮上一阵大风，就会把装饰剥掉，就像剥掉借来的漂亮衣服一样[76]，而对实质性的东西并没有造成伤害。人们要是不需要在地窖里存放橄榄和美酒，就不需要建筑学。倘若在文学领域，人们在风格的装饰上同样费尽心思，倘若我们的《圣经》的建筑师们在《圣经》的飞檐上，花费了和教堂的建筑师们同样多的时间，那会成什么样子？纯文学和美艺术，以及纯文学教授和美艺术教授们，他们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确实，于一个人大有干系的，是几根木条究竟是应该斜放在他的上方，还是放在他的下面，而且在他的箱子形小屋上应该涂抹上什么颜色。倘若是他认真地把木条斜放起来，给小屋涂抹上了颜色，那么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意味深长；但既然精神已经脱离了房屋的居住者，那么这就与给自己做棺材相类似——是坟墓的建筑学，而木匠则只不过是棺材制造者的代名词而已。有一个人，在他绝望或者对生活麻木不仁的时候说，捧起一把在你脚下的泥土，把你的房屋涂成那个颜色吧。他是在想到他临终前的斗室吗？不妨掷一枚铜钱来决定吧。他一定是有大量的闲暇！你为什么要捧起一把泥土呢？最好还是把你的房屋涂成皮肤的颜色，让它替你变得苍白或者绯红。这是一个改善村舍建筑学的风格的事业！当你为我准备好装饰物的时候，我会佩戴上它们的。

在冬天到来之前，我造好了烟囱，房子四周本来就不漏雨，我又给房子的四壁贴上墙面板。这些木板是用新鲜的原木制作的，不太好，而且有很多树液，我不得不用刨子把边缘刨平。

这样一来，我便拥有了一个贴上了墙面板、抹上了灰泥的不透风的房子。房子长十五英尺，宽十英尺，立柱八英尺高，有一个阁楼，一个壁橱，每一边都有一个大窗子，有两个活动天窗，一端是一扇门，对面是一个砖砌的壁炉。

我由于是使用无主土地，因而有权使用那里的木料、石头和沙子。紧挨着房子还有一个小厕所，主要是用建房剩下的材料建成的。

我打算为自己建造一座房子，它将比康科德大街上的任何一座房子都更富丽堂皇、更奢侈，只要它同样令我感到愉快而且费用不超过我当前的房子。

我因此发现，只想住宿舍的学生完全能够得到一座终身受用的房子，所花的费用还不比他现在每年付的住宿费大呢，如果说，我有点夸大其词的话，那么我的解释是我不是为自己吹嘘，我更是为人类而吹嘘，而且我的缺点和前后矛盾之处也并不影响言论的真实性。尽管有大量的言不由衷之词和矫饰——那些言不由衷之词和矫饰，就像难于从小麦上打掉的糠秕，对此我像所有人一样感到抱歉——但我将自由地呼吸，在这一方面挺直腰板，因为它既是对道德体系的一种解脱，又是对生理体系的一种解脱；而且我决意，我决不会谦恭地成为魔鬼的律师。我要竭力为真理说句好话。在坎布里奇学院[77]，一个学生的房间只比我自己的房子大一点，单是它的房租一年就是三十美元，而公司却享有在一个屋檐下并排建造三十二个房间的好处，居住者则忍受着众多而又嘈杂的邻居的不便，而且还有可能住在四层。我不能不想到，倘若在这些方面我们有更真实的智慧的话，那么所需要受的教育就会少一些，这是因为，确实更多的教育已经被获得了，而且不仅如此，为获得教育而在金钱上的花费就会在很大的程度上消失。在坎布里奇学院或者别的地方，学生所要求获得的种种便利，要是双方处理得当的话，那么他或者某个别人为此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就不会超过现在的十分之一。要求花钱最多的那些东西，从来也不是学生最需要的东西。例如，学费是费用清单中的重要一项，而远比这更有价值的教育则并不收费，那种教育是他通过与最有教养的同时代人的交往获得的。通常，一个学院的创建方式是获得捐赠款，然后又盲目地遵循着劳动分工的原则，遵循到了极点——而在遵循这个原则的时候永远都必须是小心谨慎的——那就是请来一位承包商，承包商又把它变成了投机，于是雇用爱尔兰人或者别的工人来打地基，与此同时，未来的学生则据说应该为此做准备；而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不得不为这些疏忽付费。我认为，如果让学生们，或者让那些希望从中得益的人们自己来打地基，那就会更好。根据制度，学生逃避了人所必要的任何劳动，获得了其垂涎的闲暇和僻静，但他却只不过是获得了一种不光彩而又无利可图的闲暇，因为这使得可以让闲暇变得有益的经验丧失了。不过，有人或许说，你不是认为，学生应该用他们的双手去工作，而不是用他们的头脑去工作吧？我确实不是这个意思，但我指的是，他应该这样认真思考：他们不应该游戏人生，或者仅仅是研究人生，而社会又在这个昂贵的游戏中养活着他们；他们应该从始至终认真地过着人生。若不立即尝试生活，年轻人又怎么能更好地学会生活呢？以我看来，这既会训练他们的数学，也会训练他们的头脑。例如，倘若我希望一个孩子能够对各门艺术和各门科学略知一二，我就不会因循守旧，也就是只不过把他送到某个教授那里，而在那里什么都讲授了，都练习了，就是没有讲授和练习生活的艺术；让他用望远镜或者显微镜来审视这个世界，却不让他用自然的目光来审视这个世界；让他学习化学，却不让他学会面包是怎样做成的，或者让他学习力学，却不让他学会力学是怎样赢得名声的；让他发现海王星的新卫星，而不让他发现眼睛里的微尘，或者发现他本人就是一颗流浪的卫星；或者让他被蜂拥在周围的怪物所吞掉，与此同时又在一滴醋中冥想这些怪物。在一个月结束的时候，哪一个孩子会有最大的进步——是那个用自己挖掘出来并熔炼的矿石做出了折刀，并尽可能阅读必要的参考书的孩子，还是那个同一时间在学院里听冶金学课，并从父亲那里得到一把罗杰斯牌袖珍折刀[78]的孩子呢？哪一位最有可能划破手指呢？……令我吃惊的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被告知，我学习过航海课！哎呀，倘若我在海港待上一会儿，我就会更懂航海。甚至穷学生也学习政治经济学，并且只教给他政治经济学；而与哲学同义的生活的经济学，在我们各个学院里甚至都没有认真地讲授过。其后果就是，虽然他在阅读亚当·斯密、李嘉图、萨伊[79]的著作，却让他父亲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债务。

我们的各个学院是如此，一百种现代的改进之处也是如此：有关它们存有幻想，而又并非总是有确实的进步。魔鬼拥有了原始股，随后又不断对其投资，也就持续索取复利，一直到最后。我们的发明往往是漂亮的玩具，使得我们的注意力偏离开严肃的事情。它们只是对毫无改进的目标提供一些改进过的方法，其实这目标早就可以很容易地到达的；就像直达波士顿或直达纽约的铁路那样。我们匆忙地要建造一条从缅因州到得克萨斯州的磁力电报线路，但可能的是，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并没有重要信息要传送。要不然就是处于这样的尴尬处境，一个男人急于被介绍给一个耳聋的名女人，但当他被引见的时候，而且她的号角状助听器[80]的一端也放在了他的手上，可是他又无话可说了。那就好像主要的目的就是快速说话，而不是合乎情理地说话。我们急于在大西洋的底下挖掘隧道，以便使旧大陆的消息到达新大陆的时间缩短几个星期；但将会传给美国人耷拉着的大耳朵的第一条新闻，也许就是阿德莱德公主[81]患有百日咳。毕竟，一个骑马一分钟能跑一英里的人，并不会送来最重要的信息：他并不是一位福音传道士，他也不是吃着蝗虫和野蜂蜜绕道而来的[82]。我怀疑，飞马奇尔德斯[83]是不是曾经把一配克的谷粒送到磨坊里去。

有人对我说：我感到纳闷，你怎么不攒钱。你喜欢旅行；今天你可以坐汽车去菲奇堡，看看这个国家。不过我可没有这么傻。我知道，最快的旅行者就是步行的人。我对我的朋友说，我们可以试一下，看谁先到达。距离是三十英里，车费是九十美分。这几乎是一天的工资。我记得，就是在这条马路上工人的工资是一天六十美分。唔，我现在开始步行，天黑以前就可到达；一个星期以来，我都是以这个速度旅行。与此同时，你得赚你的车费，并在明天的什么时候到达，或者可能今天晚上到达，而那得是在你足够幸运及时找到工作的时候。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你不是去菲奇堡，而是在这里工作。因而，如果铁路能够通往整个世界，那么我认为我应该是走在你的前面；至于说看看这个国家，获得此类的阅历，那我就只好和你完全断绝来往了。

这就是普遍的法则，谁也不能以计谋击败它，而且有关铁路，我们甚至可以说，它的长度和宽度相等。要建造一条人人可用的环球铁路，就相当于在这个星球的整个表面上都铲去一层。人们糊里糊涂相信着，认为只要他们合伙经营，不停地用铁锨铲，而且持续到足够长的时间，那么所有的人都会最终乘车到某个地方，而且是几乎不用花费时间，不用花钱便可到达某个地方；尽管当烟被吹走，蒸汽凝结的时候，有一群人冲向火车站，而且列车员也喊道：请所有旅客上车！这时会发现，只有少数人上了车，而其余的人则被撞倒并碾过——这将被称为一个可悲的事故。毫无疑问，那些最终能够乘坐火车的人，是那些一定能挣出车费的人，换句话说，如果他们能够活到把车费挣出来的话，不过到了那个时候，他们也将会失去开朗的情绪，失去他们要旅行的愿望了。把人一生最好的部分用于赚钱，以便在人生最没有价值的那部分时间享受一种可疑的自由，这使我想起那个英国人，他先是去印度赚大笔的钱，为的是能够回到英格兰过一个诗人的生活。他本来就应该立即爬上阁楼。什么！有一百万个爱尔兰人突然从这个国家的所有棚屋里出现了，他们惊叫道，难道我们所建造的这个铁路不是一个好东西吗？是的，我回答道，相对而言是好的——换句话说，你们本来有可能做得更糟糕：但由于你们是我的兄弟，我希望你们能够把你们的时间，花在比挖掘泥土更好的事情上。

在房子建成之前，由于想通过某种诚实而又惬意的方法赚上10或者12美元，以便满足额外开支，我便在房子附近大约两英亩半的土质松软的沙土地上种了蚕豆，也种上了少量的土豆、玉米、豌豆和萝卜。这块地有十一英亩，大部分是长着松树和山核桃树，在上个季节，每英亩卖到8.08美元。有一个农夫说它一无是处，只能养一些吱吱叫的松鼠。在这块地上我什么肥料也没有施，因为我并不是这块地的拥有者，而只不过是一个擅自占有者，再说我也不期望种这么多地，也就没一次性把地都弄平整。我在犁地的时候，挖出了几捆树墩，那些树墩在很长的时间里为我提供了燃料，挖出树墩的地方形成了几块环状的处女地，是松软沃土，在夏天很容易把它区分开来，因为那里的蚕豆长得更加茂盛。房子后面的那些死掉而且又大多是没有销路的树木，以及从湖里飘下来的木头，把我剩余的燃料问题也解决了。为了耕地，我不得不雇了牲口和一个帮工，尽管扶犁的是我本人。在第一个季度，我的农场在购买工具、种子和付工钱等方面的开支，是14.725美元。玉米种子是别人给我的。除非你种得过多，否则种子的花费也是不值一提的。我收获了12蒲式耳的蚕豆、18蒲式耳的土豆，另外还有一些豌豆和甜玉米。黄玉米和萝卜种得太晚，没有什么收成。除了当时已经消费掉的农产品之外，农场的全部收入为23.44美元，扣除开支14.725美元，剩余为8.715美元，而当时手头所剩的农产品估计能值4.5美元——这个数字足以抵偿我并没有种植的生菜的价钱，而且还有富余。通盘考虑起来，也就是说，把一个人的灵魂和今天的重要性考虑进去，那么尽管我的实验用时甚短，而且不只是短暂，还由于转瞬即逝而并不完整，但我仍然相信，这比康科德的任何一位农夫在那一年里做得都更好。

第二年我做得更好了，因为我用铁锨平整出了我所需要的所有土地，大约是三分之一英亩，而且我根本就没有被众多农学名作所吓倒，其中就包括亚瑟·扬[84]的著作。我从这两年的经验中得知，如果一个人愿意过简朴的生活，只吃他所种植的庄稼，而且只种植够他吃的庄稼，并不想用庄稼来交换数量不足的更奢侈、更昂贵的东西的话，那么他就只需耕种几平方杆[85]的土地，而且用铁锨平整那块土地，要比用牛来犁地便宜，而且间或选择一块新地，要比给旧地施肥便宜，而且就好像在夏天有空的时候用他的左手，就能够做一切他必须做的农活；而这样一来，他就不会像当前一样把自己束缚在一头公牛、一匹马、一头母牛，或者一头猪上面了。在这一点上，我想讲得不偏不倚，就像一个对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安排的成败不感兴趣的人一样来讲话。我比在康科德的任何一位农夫都独立，因为我并不是固定在一幢房子或者一个农场里，我能随我自己的意向行事，那意向是每一刹那都变化多端的。我已经比他们生活优裕了，因而如果我的房子被烧掉了，或者我的庄稼收成不好，我的生活还是能够像以前一样小康。

我每每认为，与其说人们是牛群的饲养者，毋宁说牛群是人们的饲养者，牛群要比人们自由得多。人们和牛群交换了工作；但如果我们只是考虑必要的工作，那么就会看到，牛群具有巨大的优势，它们的农场要大得多。人在六个星期的割草并翻晒成干草的过程中，做了在这个交换工作中的一部分工作，而这又绝非易事。当然任何一个在所有的方面都生活简朴的民族——也就是任何一个由哲学家构成的民族——都不会犯下使用动物劳动这样的大错。确实，以前从未有过一个由哲学家构成的民族，而且也不大可能很快就有一个由哲学家构成的民族，我也并不确信有，一个由哲学家构成的民族是可取的。然而，我永远也不会驯服一匹马或者一头公牛，并强制它做它能为我做的任何工作，因为我害怕我由此而变成一个马夫或者牧人；而且如果社会似乎因为这样做而获益的话，那么我们能否确信，一个人的收益就是另外一个人的损失，而且马夫拥有与他的主人同样感到满意的原因吗？就算某些公共工程没有这些帮助也能够建成，那么就让人与牛和马共享这样的光荣吧；这是不是就是说，这样一来他就不能完成与他的身份更相称的工程呢？当人们在它们的帮助下，开始做不只是没有必要的或者是精美的工作，而且是做奢侈而又琐碎的工作的时候，那么不可避免的就是，有些人就与牛交换工作，换句话说，他们就变成了最强大者的奴隶。这样一来，人也就不仅为他内心里的动物而工作，而且作为这一点的一个象征，他还为身外的动物而工作。尽管我们拥有许多用砖石建成的实实在在的房子，然而农夫富足与否，却仍然是以牲口棚让他的房子黯然失色的程度来衡量。这个城镇据说在这一带拥有最大的公牛棚、母牛棚以及马棚，而且它所拥有的公共建筑也并不落后于时代；但在这个国家里，可供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用的大厅却为数甚少。一个国家不应该寻求用其建筑来纪念自己，可为什么甚至不能用其抽象思想的力量来纪念自己呢？比起东方的所有废墟，《薄伽梵歌》[86]是多么的更令人敬佩啊！高塔和庙宇是帝王的奢侈品。一个简单而又独立的思想并不按照任何帝王的吩咐去劳作。天才并不是任何一位皇帝的家臣，而且造成天才的材料也并不是银子、金子、大理石，或者说只是在微乎其微的程度上是这种材料。请问，捶打如此多的石头的目的何在？在阿卡狄亚[87]，当我在那里的时候，我就没有看见谁在捶打石头。许多国家都拥有一种疯狂的野心，想用他们所留下来的捶打出来的石头数量而使别人对自己的记忆长存。要是花费同样的心血来使他们的举止平和并且优雅的话，那又会怎样呢？一种善良的意识，要比一座像月亮那样高的纪念碑更令人难忘。我更喜欢看到石头待在原处。底比斯[88]的壮丽是一种庸俗的壮丽。有一百个城门的底比斯已偏离了生活的真正目的，所以它还不如围绕着诚实的人的田地的一杆宽的石头墙合乎情理。那些野蛮而又不信基督教的宗教和文明，建造出了富丽堂皇的庙宇，但你所能称之为基督教的却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一个国家所捶打的大多数石头，都只是前往那个国家的坟墓。它把自己活埋了。至于金字塔，在它身上毫无可惊叹之处，值得惊叹的倒是这个事实，可以发现有这么多人是遭受了足够的耻辱，花费他们的生命来为某个野心勃勃的蠢材修建坟墓，要是把他丢在尼罗河里淹死，用他的尸体喂狗，那就会更明智，也更有男子气概。也许我会为他们和他捏造出借口来，但我并没有时间这样做。至于建筑师的宗教信仰和对艺术的热爱，全世界都完全一样，不管是建造一个埃及的庙宇或者美国银行大厦。总归是代价大于价值。其主要动力就是虚荣，辅之以对大蒜、面包和黄油的热爱。巴尔科姆先生，是一位有出息的年轻建筑师，他仿效他心目中的维特鲁威[89]，用硬铅笔和尺子把它设计出来，而建筑工作就交由多布森父子公司了，这是一个采石公司。被鄙视了三千年的东西，现在开始受人景仰。至于你们的高塔和纪念碑，在这个镇子里曾经有一个疯子，他着手挖一个直通中国的洞，他说他已经挖到能听见中国的茶壶和水壶哗哗作响了：但我认为，我将不会不厌其烦地赞赏他挖出的那个洞的[90]。许多人对西方和东方的纪念碑颇为关注，想知道是谁建造的。就我而言，我倒想知道在当年是谁没有建造它们——是谁超然于这种琐事之上。不过还是接着说我的统计吧。

与此同时，我还在树子里做勘测、木工和各种各样别的日工——须知我会的手艺就像我的手指一样多，我赚了13.34美元。不算我自己种的土豆、一点青玉米和一些豌豆，也不把在最后一天的时候手头上所有的东西的价值考虑在内，那么八个月的伙食费——也就是说，从7月4日至翌年3月1日，这是这些估计所涵盖的时间，尽管我在这里度过了两年多：

其中的面粉和糖，都比玉米粉价钱贵，而且还麻烦。

从面粉到盐各项，都是实验，但失败了。

是的，我的伙食费总共是8.74美元；但如果我并不知道，我的大多数读者同样对自己感到内疚，而且他们的所作所为如果印刷出来也同样糟糕的话，那么我就不应该这样厚颜无耻地把我的内疚公之于众。第二年，我有时会捉几条鱼来吃，还有一次，我甚至屠杀了一只毁坏了豆荚地的土拨鼠——就像鞑靼人所说，实现了它的转世——并把它吞食了下去，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进行实验；尽管它虽然有一种麝香似的气味，却还是为我提供了片刻的享受，但我却看到，长久食用不会是件好事，即使村子里的屠夫似乎愿意帮你把土拨鼠去毛开膛洗净。

这段时间内的衣服和某些零星花费为8.4075美元，尽管这说明不了多少问题。而油和一些家用物品的花费，则为2美元。

洗衣和补衣多半是交给外边做的，但账单还没有收到——在这个地方必要的花费就这么多了：

现在，我来告诉那些需要谋生的读者。为了达到谋生的目的，我卖出了农产品：

从开支中减去这些钱，还差25.2175美元，这几乎就是我用来开销的那些钱，是原先就打算付出的花费；而在另一方面，我除去获得了闲暇和独立之外，还为自己获得了一座愿意住多久就能住多久的舒适的房子。

这些统计数字虽然很琐碎，似乎没有什么用处，但因为相当完备，也就具有了某种价值。所给予我的东西，我都一应俱全地记在账上。从上述估计可以看出，单是食品，每个星期就花费了我大约27美分的钱。此后大约两年的时间里，我的食品是黑麦和没有发酵的玉米粉、土豆、大米、非常少量的咸肉、糖浆、盐，以及饮用水。我主要靠吃大米为生，那是因为我非常热爱印度的哲学。我以前总是偶尔外出吃饭，相信以后还会偶尔外出吃饭，为了回应某些惯于吹毛求疵的人的异议，我也可以声明，如果总是外出吃饭，就会损害到我的家务安排。但正如我已经声明的，外出吃饭是一种经常的事情，既然如此，也就根本不会影响到这样一个相对的数据统计。

从这两年的经历中我意识到，即使在这个纬度地区，要获得人所必需的食物所造成的麻烦，也是少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人所食用的饮食可以像动物的饮食一样简单，并且可以保持健康有力。我曾做了一顿令我满意的饭，那纯粹是一盘马齿苋，我从玉米地里把它采摘过来，煮熟之后放上盐。我之所以给出它的拉丁语学名，是因为它的俗名带点咸味。而且请问，在和平时代，在普通的中午，除了煮熟的数量足够的新鲜甜玉米，外加上盐，一个通情达理的人还想再要什么呢？甚至我所使用的那点甚少的花样，也是顺从于胃口的要求，而不是健康的要求。然而人们却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频繁地挨饿，并不是因为必需品缺乏，而是因为奢侈品缺乏；而且我还认识一个可敬的妇人，她认为她的儿子之所以死去，是因为他养成了只喝水的嗜好。

读者将会意识到，我更是从一种经济学的观点来处理这个问题，而不是从一种饮食学的观点来处理这个问题，而且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个备货充足的食品贮藏柜的话，是不会贸然尝试我的这种有节制的饮食的。

一开始，我是用纯玉米粉和盐做面包，那是真正的锄头玉米饼[91]，我是在户外把饼放在木板上，或者放在我建房的时候锯下来的木头上烘烤的；不过它经常被烟熏黑，带有一种松树的味道。我也尝试过用面粉做面包，但最终发现，黑麦和玉米粉混合起来是最方便的，也最好吃。在天气寒冷的时候，一连烘烤上这么几块绝非毫无乐趣，我仔细地照料和翻动这些面包，就像埃及人照料和翻动他正在孵化的鸡蛋一样。它们是一种我使之成熟起来的真正的谷物果实，对我的感官来说，它们拥有一种像别的高贵果实一样的芳香，我用衣服把它们包裹起来，尽可能长久地予以保存。我对古代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制作面包的艺术作了一番研究，请教了那些被提供出来的权威人士，又返回到原始时代以及那种不含酵母的第一个发明，当时人们是从坚果和生肉的荒野里，第一次来到了这种饮食的温和与雅致之处。我又在我的研究中逐渐朝下走，穿过了生面团的那个偶然的变酸，学习到发酵的过程，我又从那里经过了各种各样的发酵，终于来到了新鲜、味美、有益健康的面包的面前，也就是来到了主食的面前。酵母，有人认为它是面包的灵魂，是充满着面包的蜂窝状组织的精神，被人们像女灶神维斯太的火一样虔诚地保存着——我猜想，有几瓶珍贵的酵母，最初是在五月花号船[92]上被带过来的，替美国解决了问题，而且它的影响现在仍然在上升，膨胀，扩展，在这个国度里掀起了谷物的波涛。我一直是定期而又忠实地到村子里去取这个种子，直到最后，一天上午，我忘记了规则，用开水烫了我的酵母。通过这个事故，我发现，甚至这也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我并不是通过综合的过程而发现，而是通过分析的过程而发现——于是从那以后我便欣然把它省略了，尽管大多数家庭主妇认真地向我保证说，没有经过发酵的面包可能不安全和不卫生，而上了岁数的人则预言，如果那样生命力将会迅速衰退。然而我却发现，它并不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原料，我有一年的时间没有用酵母，现在仍然在生者的国度里；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摆脱掉了在口袋里放一瓶酵母这种琐事，因为瓶子有时会啪的一声把东西流出来，令我很狼狈。省略掉这一项，要更简单一些，也更体面。人类是这样一种动物，他比任何别的动物都更能使自己适应于一切气候环境和状况。我也没有在面包里放盐、苏打，别的酸味物质或者碱。看来我是按照马可·波西乌斯·加图[93]在大约公元前2世纪的时候所制定的烹饪法来做的。Panem depsticium sic facito，Manus mortariumque bene lavato.Farinam in mortarium indito，aquae paulatim addito，subigitoque pulchre.Ubi bene subegeris，defingito，coquitoque sub testu.

我理解它的意思是：手揉面包的制作过程是这样的：把手和揉面槽洗干净。把粗磨粉倒进揉面槽，逐渐加水，把面粉彻底地揉好。当你揉好的时候，把面团捏成面包形，再盖上盖子烘烤。也就是说，在一个烘烤锅里烘烤。这里根本就没有提到酵母。但我并非总是使用这种主食。有一段时间，由于囊中羞涩，我有一个多月没有看见面包的影子。

每一个新英格兰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这块长着黑麦和玉米的土地上生产出他自己的制作面包的材料，而不用依赖于遥远而又波动的市场来获得。然而我们与简单和独立却是相距甚远，结果在康科德，商店里很少销售新鲜而又味美的玉米粉，而更加粗糙的玉米片和玉米则几乎没有人吃。通常，农夫用他自己生产的谷物来喂牛和猪，而花上更多的钱在商店里购买面粉，而面粉又并非更有益于健康。我看到，我能够轻而易举地生产出一二蒲式耳的黑麦和玉米，因为前者在最贫瘠的土地上也能生长，而后者也并不要求有最肥沃的土地，而且我还能用手磨把它们碾碎，因此没有大米和猪肉也能生活。而如果必须拥有某种浓缩的甜食，那么通过实验我就发现，不论是用南瓜还是用甜菜，我都能制作出一种质量非常好的糖浆，而且我知道，我只需要栽种几棵槭树，就能更容易地获得糖浆。而如果这些东西还没有长熟，那么除了那些我已经提到的之外，我还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代用品。正如前辈们所歌唱的，

因为我们能够用南瓜、欧洲萝卜和胡桃树的薄片，

酿造出滋润我们双唇的美酒。[94]

最后，至于盐，这种最粗劣的杂货，获取食盐也许是到海边转一转的好机会呢。或者，如果根本不吃盐，我倒可以少喝一些水。我没有听说印第安人曾为了获得盐而费神过。

这样一来，就我的食物而言，我就能够避免一切贸易和以货易货了，而且由于我已经有了栖身之地，那么还需要解决的就只有衣服和燃料了。我现在穿的紧身裤，是在一个农夫的家里做的——感谢上帝，人身上还有这么多的美德；因为我认为，从农夫降为技工的堕落，就像从人降为农夫的堕落一样伟大和值得纪念；而且在一个新生的国家里，燃料就是一种累赘。至于栖身之地，如果不允许我仍然在公地上定居[95]的话，我就可以用我耕种的那块土地的卖出价格来购买一英亩的土地——也就是说，用八美元八美分购买。不过实际上，我认为我的擅自占用使那块土地升值了。

有一类持怀疑态度的人，他们有时问我这种问题，我是否认为我单是靠素食就能生活。而为了立即根绝这个问题——须知根就是信念——我通常这样回答，说我吃木板上的钉子就能生活。如果他们不能理解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不得不说的东西他们也就理解不了多少。就我而言，我乐于听说有人正在做这种实验，比如说有一个年轻人，他有两个星期靠吃硬的生玉米生活，把他的牙齿用作研磨玉米的石臼。松鼠族就做过同样的尝试，而且获得了成功。人类对这些实验感兴趣，尽管有几位老太太可能会感到惊恐，她们或者是在这方面力不从心，或者是在磨坊里拥有归寡妇所有的亡夫遗产的三分之一[96]。

我的家具，有一部分是我自制的，其余的花销也不大，就没记账。家具包括一张床、一个餐桌、一个书桌、三把椅子、一面直径三英寸的镜子、一把火钳和壁炉的柴架、一个水壶、一个长柄平底煎锅，以及一个油炸锅，还有一个长柄勺、一个脸盆、两副刀叉、三个盘子、一个杯子、一个调羹、一个油罐子、一个糖浆罐子，以及一盏涂了日本漆的灯。没有一个人会穷得需要坐在南瓜上。那是得过且过。村子里的阁楼上，有好多椅子我都非常喜欢，只要动手去拿，就归我了。家具！感谢上帝，我能够坐着，也能够站着，而不需要一个家具仓库的帮助。要是一个人看见他的家具被装在一辆车上，毫无遮蔽地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被拉到乡下，而那些家具又是叫花子一样的空盒子，那么除了哲学家，谁能不感到羞愧呢？那是斯波尔丁牌家具。审视这样一车东西，我永远也说不出它究竟是属于一个所谓的有钱人，还是属于穷人；拥有者似乎总是穷困潦倒。确实，这样的东西你拥有的越多，你就越穷。每一车都似乎装载了十二个棚屋的东西；而如果一个棚屋是贫穷的，那么这就是十二倍的贫穷。请问，我们如果不是为了处理掉我们的家具，如果不是为了蜕皮，又为什么要搬家呢；难道不是为了最终能够从这个世界进入另外一个刚刚配备了家具的世界，而让这个家具的世界付之一炬吗？这就好比一个人，这些圈套全都被扣在腰带上，而在我们放了绳索的道路崎岖的乡下，如果不拉动绳索——如果不拉动他的陷阱，他就不能移动。把尾巴留在陷阱里面的狐狸，是幸运的狐狸。麝鼠将会把它的第三条腿咬掉，以便获得自由。无怪乎人已经丧失了他的灵活性。人是多么经常地走上绝路啊！先生，恕我冒昧，你所说的绝路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是一位先知，那么每当你遇见一个人，你都会看到，在他身后是他所拥有的全部东西，唉，以及大量他假装否认是自己的东西，甚至包括他的厨房家具和他积攒下来不想烧掉的所有零星杂物，而他似乎被拴在上面，哼哧哼哧地拖着它们往前走。我认为，走上绝路的是这样一个人，他穿过了木板上的一个节孔，或者穿过了一道门，而他的一雪橇家具却不能跟着他穿过去。有的人衣着时髦，看似健壮，自由洒脱，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可是当我听到他谈起家具是否上了保险的时候，我都不能不对他怀有同情。可是我该怎样处理我的家具呢？这样一来，我欢快的蝴蝶也就被缠在一个蜘蛛网里面了。甚至那些似乎长时间什么家具也没有的人，如果你更细微地探究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们也有某些家具储藏在某个人的仓库里。我把今天的英格兰看作一个老绅士，他正在带着大量的行李旅行，那是些从长期的操持家务中积累起来的零星杂物，他没有勇气把这些东西烧掉；那是些大箱子、小箱子、圆桶形纸板盒和包袱。起码应该把前面三项扔掉。现今就是一个健康的人，要带着他的床行走也是力不从心，我当然应该忠告一个病人，应该放下他的床而去跑。我曾看见一个移民，他背着一个装有他所有家当的包袱蹒跚而行——那包袱就像一个从他颈背上长出来的巨大表皮囊肿，我对他顿生怜悯之心，而这并不是因为那是他的一切家当，而是因为他得携带那么多的东西。如果我不得不拽我的罗网的话，我也会让它是一个小的罗网，而且不会掐住我的要害部位。但也许最为明智的是，永远也不要把自己的爪子伸进去。

我想附带说说，我没有花一分钱购买窗帘，因为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我没有凝视者需要挡住，而且我愿意让太阳和月亮朝里面看。月亮不会使我的牛奶变酸，也不会使我的肉腐坏，太阳也不会伤害我的家具或者使我的地毯褪色，而如果太阳有时是一个过于温暖的朋友，那么我就发现，退却到大自然所提供的某种窗帘的背后，比在料理家务上增加一个窗帘更经济。有一位女士主动送给我一张席子，但由于我的屋子里没有空余地方可放，也无暇在屋内屋外打扫它，因而也就谢绝了，我宁可在门前的草皮上擦脚。最好是在邪恶开始的时候就避免它。

在那以后不久，我参加了一位教堂执事的私人物品拍卖会，须知他并没有白白地过了一生：

人们所做的邪恶死后还活着[97]。

照旧，他的私人物品中一大部分，是从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就开始积累的零星杂物，其中还有一只干绦虫。而现在，在他的阁楼和别的满是灰尘的房间里待了半个世纪之后，这些东西并没有被烧掉：并没有点上一堆火烧掉它们，没有对它们进行净化的毁灭，而是给它们召开了一个拍卖会，或者说是让它们得到了增强。邻居们急不可耐地聚集起来观看这些东西，把它们全都买了下来，小心翼翼地运送到自己的阁楼和别的满是灰尘的房间里，让它们待在那里，一直到料理遗产的时候，这些东西又会再次开始搬动。人在死的时候，把他积累起来的财产上的灰尘踢起来了。

某些野蛮民族的习惯，也许可以被我们大有裨益地效法，因为他们似乎每年都要蜕一次皮；他们拥有每年蜕一次皮的观念，不管他们实际上能否蜕皮。巴特拉姆[98]描述了马斯科吉部落印第安人[99]的习俗，也就是庆祝第一批果实节[100]，倘若我们也庆祝这样一个节日，岂不是好事？当一个镇子庆祝第一批果实节的时候，他说道，他们已经提前为自己准备了新衣服、新罐子、新盘子以及别的家庭用具和家具，他们把所有的破旧衣服和别的可鄙的东西收集起来，把房屋、广场以及整个镇子打扫干净，清除掉污物，把污物连同剩下的所有谷物和别的陈粮一起，堆成一堆，用火烧掉。在吃了药并且禁食三天之后，镇子里的火都被熄灭了。在禁食的过程中，他们戒绝对每一种欲望和激情的满足。大赦令颁布了，所有的罪犯都可以返回他们的镇子。

在第四天上午，祭司长在公共广场摩擦干柴，生起了火，镇子里的每一个住宅都被提供了新的纯洁的火焰。

他们接着尽情地吃新鲜的玉米和水果，一连三天载歌载舞，而在接下来的四天里，他们接待来访的客人们，与来自临近镇子的朋友们一起欢庆，他们的朋友们也已经用类似的方式净化了自己，使自己做好了准备。

每隔五十二年，墨西哥人也进行一次类似的净化活动，因为他们相信，每隔五十二年，世界就轮回一次。

字典上给圣事下的定义是：一种内心和精神上德行的外在和可见的迹象。根据这个定义，我几乎从未听说过比这更真实的圣事了，而且我也毫不怀疑，他们这样做是因为直接从天国获得了灵感，尽管他们并没有一部《圣经》来记录这个启示。

在五年多的时间里，我就这样仅仅靠着我双手的劳动来养活自己，而且我发现，一年工作大约六个星期，我就能够支付一切生活费用。整个冬天以及大多数夏天，我都空闲，可以把时间都用于学习。我曾认真地尝试过开办学校，结果却顶多能收支平衡，甚至还会入不敷出，因为我必须要穿衣、坐车，更不用说还要相应地进行思考和信仰，这使我浪费了不少时间。由于我教书并不是为了使我的同胞获得好处，而是纯粹为了生计，所以我的教书也就是一种失败。我曾尝试做生意；但我却发现，让生意纳入正轨将需要十年的时间，说不定那时我已经踏上地狱之路了。我实际上担心的是，到那个时候我可能会在做着所谓的好生意。以前，我四处寻找谋生之路，为了迎合朋友们的意愿而耗费了我的灵性，这悲惨的经历仍历历在目。我经常认真地想，还不如去采摘黑浆果；我毫无疑问能够做得到，而且由此赢得的利润虽然少，但也足够我生活了——因为我最大的优点就是需求甚少——而这只需要很少的本钱，又是如此不偏离开我的一贯心态，我就这样愚蠢地想。当我的熟人们毫不犹豫地去做生意或者从事各种职业的时候，我想，这个职业与他们的职业最为相似；于是在整个夏天我都在山上漫游，遇见黑浆果就把它摘下来，在那以后又把它们随便处理掉；就这样，好像是在放牧阿德墨托斯[101]的羊群。我还梦想，我可以采摘草药，或者用运送干草的车把常绿树送到惦记着森林的村民那里去，甚至送到城市里。但从那以后我便明白了，商业使它所经营的所有东西都蒙受诅咒，即使你经营上帝的福音，商业的全部诅咒也与这个生意连在一起。

由于我偏爱某些事情，尤其珍视我的自由，也由于我能够经历困苦却又获得成功，所以我也就不想把我的时间用来赚钱以便购买华丽的地毯或者别的漂亮家具，或者购买令人愉快的厨房，或者购买一座希腊风格或者哥特风格的房子。如果有人没有障碍便可获得这些东西，而在获得之后又知道如何使用它们，那么我就会把对它们的追求让予他们。有些人勤劳，似乎为了爱劳动而劳动，也许是因为劳动能使他们不搞出更糟糕的恶作剧来；对这种人眼下我无话可说。有一些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比他们现在所拥有的更多的闲暇时间，对他们我可以提出忠告，应加倍努力地工作——直到他们可以养活自己，并获得他们的自由证书时为止。就我本人而言，我发现散工工人的职业是所有职业中最独立的职业，尤其是鉴于它只要求一年工作三四十天便可养活一个人。散工工人的工作与日落一起结束，然后他就可以自由地献身于他所选择的追求，而独立于他的工作之外；但他的雇主，由于月复一月地做投机买卖，也就从一年到头都得不到短暂的休息。

简单地说，不论是出于信念还是经验，我都确信，如果我们能够简单而又明智地生活的话，那么在这个地球上维持一个人的生活也就并不是一种艰苦，而是一种消遣；须知那些更为淳朴的民族所追求的，现在仍然是更为虚假的民族的那些体育活动。人没有必要靠着额头上流的汗水来生活，除非他比我容易出汗。

有一个我认识的年轻人，他继承了几英亩的遗产，他告诉我，倘若他拥有那种谋生手段的话，他认为他就会像我一样生活。我决不愿意让任何人采用我的生活方式；这是因为，在他还没有学会我的生活方式之前，我可能已经为自己找到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除此之外，我还愿意让这个世界有尽可能多不同的人。我又希望，每一个人都能非常小心地找到并追求他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他父亲的、母亲的或者邻居的方式。年轻人可以从事建筑，可以种地，可以航海，只要不妨碍他从事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就行。人是聪明的，因为他能计算；水手和逃亡的奴隶都知道眼睛盯住北极星，这些观点是管保用上一辈子的了。我们也许不能够在一个预定的时日里到达目的港，但我们总可以走在一条正确的航线上。

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适合于一个人的，也应该适合于一千个人，正如一座大房子，按比例计算，并不比一座小房子贵，因为一个屋顶可以覆盖几个套间，一个地下室可以位于几个套间的底下，而一堵墙也可以把几个套间分隔开。但就我而言，我更喜欢单独的住处。而且说服别人与你共用一堵墙，还不如自己把它整个建起来，通常这样花费更少；要是与人共用一堵墙，虽然价钱便宜一些，但这墙壁一定会很薄，若再碰上并不友善的邻居，那边的墙可就得不到维护了。通常可能的唯一合作，是非常不完全和肤浅的；而且那点微不足道的真正合作，就好像并不存在似的，因为真正的合作是一种人们听不见的和谐。如果一个人拥有信念，那么他就会在每一个地方都带着同样的信念进行合作；而如果他并不拥有信念，那么他就会继续像其他人一样生活，不管他所交往的是什么样的人。不论是在最高的意义上还是在最低的意义上，合作都意味着我们一起生活。最近我听说，有人提议，两个年轻人应该一起进行环球旅行，其中的一位没有钱，要一边旅行一边赚钱，要么是做水手，要么是做农夫来赚钱，而另外一位的口袋里则带着一张汇票。显而易见，他们不可能长期成为旅伴或者合作，因为有一位根本就不用工作。他们将会在冒险途中的第一个有趣的危机中分手。尤其是，正如我所暗示的，独自走的人能够今天就动身；但与另外一个人一起旅行的人，却必须等另外一位准备好，那么他们就可能会等上一段时间才动身。

但我听到镇子里一些人说，这一切都太自私了。我承认，到目前为止我很少肆意从事慈善事业。我已经为一种责任感做了某种牺牲，其中就包括牺牲了行善这个快乐。有一些人，他们使用了所有技巧，说服我对镇子里某个贫穷家庭予以支持；倘若我无事可做——因为魔鬼不会让游手好闲的人闲着——那么我就可以尝试做一些这样的消遣活动。然而，当我想到要在这一方面做些努力，穷人的天堂负起一种责任，把某些穷人养活起来，让他们过着像我养活我自己一样的舒适生活，在这个时候，我甚至还没有冒昧到把这提出来，他们就一个个毫不迟疑地表示，他们宁可穷下去。在镇子里的男人和女人以如此多的方式献身于为他们的同胞行善的时候，我想这至少有一个好处，他们因此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干别的违反人性的事情。慈善事业与别的任何事情一样，必须有天赋才能做好。至于行善，这已经是一个人满为患的行业了。除此之外，我也曾正正经经地尝试过，但奇怪的是，我竟很高兴它与我的素质不相一致。大概我并不应该有意识地和故意地放弃我的特殊行业，来做社会要求我做的善事，来拯救宇宙于毁灭之前；而且我相信，现在维持这个宇宙的，是在别的地方的一种与慈善相类似但又更加坚定的力量。但我不会阻止任何一个人去发挥自己的才能。我谢绝了这个工作，而他则是全身心地用整个生命来做这个工作，我想对他说，即使世人把这称之为作恶，也要坚持下去，须知世人是大有可能把这称之为作恶的。

我绝不是要说我的情况是一个奇特的情况；毫无疑问，我的许多读者会作类似的辩护。在做某件事情——我不敢保证我的邻居们一定会断言那是件好事情——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是一个可以雇用的大好人；不过究竟是不是大好人，那就要由我的雇主来搞清楚了。在善这个字的共同意义上，我所做的那种善，一定是偏离开我的大道，而且太多是完全无意而为之的。实际上，人们会说，就从你所在的地方以你的本色开始吧，而不用把目标主要定在使自己更有价值上，而且应该怀着仁慈之心去行善。倘若我要以这种口吻来说教的话，我就宁可说，开始做一个好人吧。这就好像，当太阳点燃了它的火焰，照耀得月亮或者一颗六等星更加光辉灿烂的时候，它居然停了下来，就像罗宾·古德费洛[102]一样四处走动，在每一个村舍的窗户朝内窥视，令人发疯，让肉变质，让黑暗可以被看见，而不是增加它的和煦热量和善行，一直明亮得让凡人不能直视它的面庞，接着，与此同时，它又按照自己的轨道在世界各处行善，或者正如一位真正的哲学家所发现的那样，是世界在各处同它一起获得了善。法厄同[103]希望能够用他的善行证明他具有天国的出身，他驾驶着太阳神的马车，但还不到一天，太阳神的马车就偏离了轨道，他把天国中较低街道上的几个街区的房子烧掉了，烤焦了大地的表面，让每一个泉水都干涸，并且制造了伟大的撒哈拉沙漠，直到朱庇特最终用一个霹雳猛地把他头朝地摔到大地上，而太阳神因为对他的死亡感到悲伤，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发光。

善行一旦变质，那气味便奇臭无比。它是人的腐肉，也是神的腐肉。倘若我确实知道，有一个人正带着要给我行善的有意识的

意图前来我家，我就会逃命而去，就像躲避非洲沙漠中所谓的西蒙风，西蒙风干热，让你的嘴巴、鼻子、耳朵和眼睛都充满灰尘，直至使你窒息；而我之所以逃脱，是唯恐我会获得他给我行的某些善——唯恐让他的善的某种病毒与我的血液混合起来。不，在这种情况下，我宁可以自然的方式忍受邪恶。要是我挨饿他给我饭吃，我冻僵他给我温暖，我跌进沟里他拉我上来，这样的人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好人。我能够为你找到一只将会同样做的纽芬兰狗。慈善行为并不是在最广阔的意义上的对同胞的爱。霍华德[104]以他自己的方式，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仁慈和值得尊敬的人，而且也得到了报偿；但是，相对而言，如果一百个霍华德的善行，并没有帮助处于最好的身份却又最应该得到帮助的我们的话，那么对我们来说，即便一百个霍华德又有什么价值呢？我从未听说有过这样一个慈善会议，它诚恳地提出要为我行善，或者要为我这样的人行善。

那些印第安人完全让耶稣会会士畏缩不前了，那些印第安人在被绑在火刑柱上受火刑的时候，又向折磨他们的人提出用新的方式来折磨自己。由于他们对肉体上的折磨毫不在乎，所以有时他们也不为传教士们所能够提供的任何安慰所打动。而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则，在那些人听起来就不那么有说服力，就他们而言，他们并不在意别人怎么对待他们，他们以一种新的方式爱他们的敌人，而且几乎是自愿地原谅了敌人所做的一切。

务必要给予穷人他们最需要的那种帮助，尽管让他们远远落在后面是你造成的。如果你给钱，那就应该和穷人一起花掉，而不是把钱扔给他们了事。有时我们会犯下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往往穷人与其说是寒冷饥饿，不如说是肮脏、穿得破破烂烂和行为粗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趣味，而不仅仅是他的不幸。如果你给他钱，他也许就会用这钱购买更多的破烂衣服。我以前时常怜悯那些笨手笨脚的爱尔兰工人，他们穿着难看而又破烂的衣服在湖上凿挖冰块，而我则是穿着干净一些，有时是时髦一些的衣服发抖。一直到后来，在一个严寒的日子，一个落进了水中的工人来到我的屋子取暖，我看见他脱掉三条裤子和两双长筒袜，才露出身子来，虽然他的衣服是足够肮脏破烂的，但他却能够做到拒绝我提供给他的额外的衣服，因为他有着这么多的贴身衣服。穿这么多的衣服，他掉落水中真是活该了。然后我开始怜悯我自己了，我以为，送给我一件法兰绒衬衣比送给他一个廉价的成衣商店要仁慈。砍伐邪恶枝丫的人有一千个，但砍伐邪恶根基的人却只有一个，而且有可能就是那个把最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赠给贫困的人们的人，正在通过他的生活方式尽最大的力量产生出那种他要减轻而又终归徒劳的苦难。正是虔诚的奴隶主，把从第十个奴隶获得的收入献了出来，为其余九个奴隶购买了星期日的自由。有些人雇用穷人到他们的厨房里干活，以此表现出他们对穷人的仁慈。若是他们把自己雇用在厨房里，难道不是更仁慈吗？你吹嘘说你把收入的十分之一用在慈善活动上，也许你应该把十分之九用在慈善活动上，与它了结关系。这样一来，社会才重新得到财产的十分之一。这究竟是由于那个拥有这十分之一财产的人的慷慨，还是由于法官们的玩忽职守？

慈善行为几乎就是唯一得到人类充分欣赏的美德。不但如此，它还在很大程度上被过高评价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在康科德这里，有一个健壮的穷人对我夸奖一个同镇子的人，因为按照他的说法，那个同镇子的人对穷人仁慈，意思是说对他本人仁慈。这个种族的仁慈的叔叔阿姨们，比这个种族真正的精神父母更受到敬重。有一次，我听到一位牧师演讲者讲述英格兰，此人又有学问又聪明，他先是列举了英格兰在科学、文学和政治上的知名人士，莎士比亚、培根、克伦威尔、弥尔顿、牛顿以及别的人，然后谈到了英格兰的基督教英雄，他把他们抬到一个远远高于所有其他人的地位，认为他们是伟人中的最伟大的人，就好像他的职业要求他这样说似的。那些基督教英雄是佩恩[105]、霍华德和弗赖太太[106]。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感觉到这种说法的虚假和伪善。最后提到的那几个人并不是英格兰最优秀的男人和女人，也许他们只是英格兰最优秀的慈善家。

我无意减损慈善行为应该得到的赞扬，而只是要求公正对待所有那些用其生活和行为给人类带来恩惠的人。我主要珍视的，并不是一个人的正直和仁慈，一个人的正直和仁慈就像他的树干和叶子。我们用植物枯萎的叶子为病人制作药茶，那些植物只不过得到了低劣的使用，而且大多是被冒牌医生所利用的。我想得到的，是一个人的鲜花和果实；我想使某种芬芳能够从他的身上随风传送到我的身上，有某种成熟来给我们的交流增添情趣。他的善必定不是一种偏私而短暂的举动，而必须是一种不断出现的过剩之物，这不用他花一分钱，他也毫无察觉。这是一种掩盖了大量罪孽的慈善。慈善家常常营造一种被人抛弃的凄惨氛围，想感动人类，并将其称为同情。我们所给予的，应该是我们的勇气，而不是我们的绝望，应该是我们的健康和从容，而不是我们的疾病，而且不得让我们的疾病由于传染而扩散。从南方的哪个平原，传来恸哭的嗓音？在哪个纬度上，居住着我们应该送去光明的异教徒？谁是那个我们要救赎的放纵而又粗暴的人？要是一个人身体不健康，他就不能履行职责了，要是他肠子疼痛——须知肠子是同情的所在地，他就应该立即着手改造——改造这个世界。他本人就是世界的一个缩影，他发现，而且这也是一个真实的发现，是他发现的——他发现，这个世界一直是在吃绿苹果，事实上，在他看来，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绿苹果。想想真是可怕，苹果还没有成熟，人类的孩子就要啃它了。他极端的慈善行为便让他径直去找因纽特人和巴塔哥尼亚人[107]，去接触人口稠密的印度村庄和中国村庄。在几年的慈善活动过程中，有权势的人利用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他当然也治愈了他的消化不良，地球一边或者两边的面颊上也泛出了淡淡的红晕，好像开始成熟，于是生活便失去了其粗鄙，再次变得甜蜜，有益于健康了。我从未梦见过比我所犯下的更严重的罪恶了。我从不知道，而且将永远也不会知道，还有比自己更罪孽深重的人。

我认为，改革家的伤感并非来自对受难者的怜悯，而是来自他灵魂的愧疚，尽管他是上帝最圣洁的儿子。如果能让错误纠正过来，如果春天能来到他的身边，如果曙光出现在他的卧榻边，那么他就会毫无歉意地抛弃他那些慷慨的同伴。虽然我可以反对我嚼过的别的东西，但我却并不反对烟草的使用，其理由就是，我从未嚼过烟草，而且嚼过烟草的人即使改过更新了，也自会因为嚼过烟草而受到惩罚。倘若你被引入歧途而从事这些慈善行为，那就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你的右手做的是什么，因为那并不值得知道。要把落水的人救起来，并且系好你的鞋带，从从容容地去做一些自由自在的事情吧。

我们的举止已经被与圣徒们的交流糟蹋了。我们的圣歌集里所回荡着的旋律，是对上帝的诅咒和对上帝的永远容忍。可以说，就是先知和救世主也只能安慰人的恐惧，而不能肯定人的希望。从来没有什么地方记载过对生命的馈赠所表现出来的简单而压抑不住的满足，也没有记载过对上帝的难忘赞美。健康和成功全都会有益于我，不管那种益处可能显得多么遥不可及；疾病和失败全都促使我感到悲伤，给我带来不幸，不管那种不幸可能对我怀有多少同情，或者我可能对那种不幸怀有多少同情。这样一来，如果我们确实想通过真正印度式的、植物的、有磁性的或者自然的手段来使人类复原的话，那么首先我们自己就应该像大自然一样简朴和令人愉快，就应该驱散横在我们额头间的乌云，并把活力注入我们的毛孔。不要继续充当教会执事济贫助理，而是应该努力成为世界上的杰出人物之一。

我在设拉子[108]酋长萨迪大人[109]的《蔷薇园》中读到：他们问一位智者，在至高无上的上帝所创造的众多高大成荫的名树当中，除了柏树之外，没有一种是自由的，而柏树又不结果实；这其中有什么神秘之处？智者回答说，每一种树都有相应的果实与季节。时令合，则枝叶茂密，开花结果；时令不合，则枝叶枯萎，花朵凋谢。柏树既不存在时令合，又不存在时令不合，因而始终生长茂盛；而独立派教徒就具有这种天性。——不要把你的心固定在转瞬即逝的事情上：因为在哈里发[110]的部落灭绝之后，迪亚拉河，也就是底格里斯河，仍将继续穿过巴格达而流淌：如果你富有，那就应该像枣树一样慷慨施予；而如果没有什么可以施予，那就像柏树一样做一个自由的人吧。

补充诗篇

贫穷的借口

你太放肆了，可怜而又贫困的家伙，

居然要求在苍穹拥有一个位置，

因为你简陋的小屋，或者说你的木桶，

在廉价的阳光里，在背阴的泉水边，

用树根和野菜培养着某种懒惰或者迂腐的德行；

在那里，你的右手把那些仁爱的激情从头脑里扯掉，

而在头脑中开着花的美德本来是生长繁茂；

你贬低了大自然，使感觉麻木，

就像蛇发女怪一样，把活人变成石头。

我们并不要求与你的被动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