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著作产生于大时代,大时代生产大著作。一本能够集大成的医术往往产生于古代盛世时代。《外科大成》《内科症治粗评》等的产生不仅得益于康乾盛世的大好环境,更得益于祁坤等人的刻苦钻研。而正式有这些巨著的加持,显扬堂才能历久坎坷而未断绝,历经磨难而今仍存。
中医世家精修中医巨著,传世造福百姓
祁嘉钊的父亲祁坤是一名中医大家,他广泛研读历代医籍,善于汲取前人经验,临证诊治,疗效甚著。顺治年间被征召为御医,侍值内庭。后又受到康熙帝之嘉许,累擢为太医院判官。
祁坤业医后,深感外科不如内科被人们重视,前人有关外科之著述难以令人满意,说“大约内科一门,前贤之论似详且尽,而外科诸书,或博而寡要,或隐而未备,鹤长凫短,豕腹龙头,心窃疑之”(《外科大成·自叙》)。因此,他更加致力于外科理论的钻研与临证实践,辑录前人有关痈疽肿疡等外科疾患之论述,对之“重者删之,缺者补之,讹者正之,乱者绪之”(同上),于康熙四年撰成《外科大成》四卷,详述各部位痈疽肿疡之病因、症候、诊治、方药、预后等。该书之特点为“辨证辨名从博,虽微疵悉备而不遗;用药用方从约,在单刀直入以取效”。
为总结自己的诊治经验,并传之后代,祁坤常召集其子祁嘉钊以及侄辈在一起研讨医学,“发疑问难,校雠折衷”,隆冬盛暑也往往学到深夜才让子侄们就寝。
祁嘉钊在父亲的严格要求及熏陶下,也对医术产生极大的兴趣,走上了从医之路,拜乐显扬为师。在开设显扬堂药铺后,祁嘉钊结合医书所属,深入实践,对疮疡、大毒、小疵及小儿疮毒等疑难杂症的治疗效果显著,一时显扬堂药铺在坊间声名鹊起。
其子祁宏源因家学渊源也精于外科。显扬堂药铺传至其子后,祁宏源在《外科大成》序中载及祁家历史。乾隆四年,太医院判吴谦等受命编纂《医宗金鉴》,因知悉祁宏源出身于外科世家,特征其参与编撰该书之外科专题。祁宏源以《外科大成》为基础,撰成《外科心法要诀》十六卷。祁坤另撰有《内科症治粗评》(《外科大成》跋)。
中医巨著与民间丹方结合,践行医者仁心
显扬堂药铺的兴旺不仅得益于中医巨著,更是得益于乐氏早年的铃医善行。在流落江湖期间,乐氏不仅卖药自给,还处处留心,收集了许多民间验方、丹方,认识了民间特效中草药。他一路行医治病的同时,游历名山大川,拜访名人圣士,谈诗论道,切磋易理,探讨中医养生之法。在传至乐显扬之后,乐显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亟需搜集大量的宫廷秘方、古方、民间验方,再结合自己家中的祖传秘方,致力于方药研究制作。他制作的丸药,取材纯正地道,制作精细严谨,患者用后疗效显著。
随着年龄的增长,乐显扬深感力不从心,未避免所学不能传世,故其倾囊相授,将祖传良方不仅传于其子,亦川于其徒。这些都为日后显扬堂药铺的兴旺打下了良好基础。
清康熙二十七年乐显扬逝世,作为其徒弟的祁嘉钊在经营显扬堂药铺的同时,不分寒暑,不辞劳苦,刻意研究丸、散、膏、丹及各类剂型配方,终于于康熙三十年,将宫廷秘方、古方、家传秘方、历史验方分门汇集成书,名为《显扬堂膏丹丸散秘录》。在历史上,这本书由显扬堂药铺后人所掌握,对外人是严格保密的。
显扬堂与同仁堂虽出自同门,但因同仁堂机缘巧合地获得了两朝当政者的肯定与支持,其金字招牌仍响彻中华大地。清雍正元年,由皇帝钦定同仁堂供奉清宫御药房用药,独办官药,历经八代皇帝,188年之久。1954年,同仁堂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次年,乐松生被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并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后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委。
显扬堂虽然没有如同仁堂般“强大的背景”,但是其长达400多年的历史传承与积淀也是一份分量最重的金字招牌,显扬堂必将本着“尊古不泥古,创新不失宗”的原则,在继承和创新中,使一个具有400年历史的老字号再次焕发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