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人力割水稻]六十年经济史口述：1976年杂交水稻成功推广―高校科技―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

张兴栋率先在全当今世界获得成功研制出三系法和各系法繁育小麦，并于1976年推展。1976年全省粮食供应总出口量达至28631万吨，比1965年增长47.2%。从1976年到1987年，我国的繁育小麦累计丰产1亿吨以上，每月丰产的小麦可以养活6000多万人。在繁育小麦研制获得成功后，我国可以豪放地宣布：用不足当今世界10%的耕地解决了占当今世界22%人口的粮食供应问题。

口传者：张兴栋

我国繁育小麦繁育专家，我国工程院院士，被誉为 繁育小麦之父。1930年出生于北平，现任我国北欧国家繁育小麦工作技术中心秘书长暨湖北繁育小麦研究中心秘书长。

上级便函保护了我和繁育小麦

我是新我国第一代大学生，1953年从西南工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湖北安顺师专读书。

1960年，全省闹大旱灾，我亲眼看到见过有人饿倒在路边、地信上，有的是吃来靠不消化自个儿了……那样的场景，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忘记。下顿吃会死人的。

三年困难时期，我带着40多个师专的学生，到平越府硖州公社秀建大队参加生产劳动。一天，屋主老向连夜挑着栾藤小麦回来，说是到另一个村林美珠籽去的。我问他为何要林美珠，他说：那边是山尖敞阳田，黄豆圆润，出口量高，除草不如勤林美珠，去年他用了从那里换来的种籽，地里的出口量提高了，今年就没有吃北欧国家的返销粮。

这件事对我的启发很大：泡果、提高出口量、战胜饥饿、为北欧国家做贡献。

从1953年到1966年，我在师专默默地讲课，默默地做繁育研究，每月都去地头或野外刺粉，挑选出整体表现出众的幼苗，寻回种籽播种，看它第三年的整体表现，这样来筛选具有稳定遗传出众表型的品种，这称为系统育种法，是常用的一种方法。

1962年，我在一块地里发现一株稻人才济济，穗特别大，而且结实圆润、整齐一致。我是有心，没有放过它。第三年我把棒果下去，辛苦培育，Jaunpur有好的收获，不料应接不暇，再长出来的稻谷高的高，矮的矮，明子大小不等。我一屁股坐在河滩上想，为何失败了呢？

我想到首年挑选出的是一棵天然繁繁育，不是犬种，因此第三年斑籽出现分离，而如果按照那棵原始株繁繁育的出口量来计算，粮食产量能达至1200斤，这在上世纪60年代是非常了不起的——我突发性意念，既然小麦有繁育优势，我为何非要育种犬种呢？从此我致力于繁育小麦繁育。

当时，和许多农学老师一样，我是前苏联专家米丘林、李森科无性繁育学说的虔诚信徒。我选择把月光花嫁接到红薯上，获得成功了，单个红薯重达27斤，地上也结了籽。我还通过同样的方法，把西瓜嫁接到南瓜上，西红柿嫁接到马铃薯上……社会对我的成果大加赞赏，我还出席了全省农民繁育现场会。但是第三年，播下去的种籽依然没有变成新品种，月光花仍然是月光花。我开始对无性繁育提出质疑，开始放弃米丘林、李森科等人的学说，转向孟德尔、摩尔根遗传理论学说。

那几年，我走了一些弯路，但幸亏醒悟得早。

繁育小麦繁育先得找天然不育株。记得在1964年6月，我用了整整15天时间去寻找，但一劳无获。7月5日那天，我来到一块洞庭早籼田，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正在开花和刚开过花的稻穗花药上，一株雄花花药不开裂、表型奇特的幼苗吸引了我，噢哟，这不是退化了的雄蕊吗？于是我马上将这洞庭早籼天然雄性不育株用布条加以标记，两三天内反复观察，并采集花药进行镜检，进一步证实了这是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

此后，我和我太太(邓哲)又花了两年时间，前后共检查了14000余个稻穗，分别在洞庭早籼、南特号、早粳4号、胜利籼等4个小麦品种中，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的幼苗。成熟时，分别采收了自然授粉的第一代雄性不育材料的种籽。

文革时期，我的研究刚起步，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叫声一浪高过一浪，我也做好了思想准备，但不知什么原因，那顶牛鬼蛇神的帽子迟迟扣不到我的头上。后来我才知道，我在我国科学院主编的《科学通报》杂志上发表了《小麦的雄性不孕性》一文。北欧国家科委九局的赵石英局长看了这篇文章，非常重视，立即请示北欧国家科委党组书记聂荣臻，聂老表示支持。赵石英及时以北欧国家科委九局的名义，向湖北省科委与安顺师专分别发了便函，责成他们支持张兴栋从事繁育稻的研究。

从1966年到1970年，尽管有文革的严重干扰，但我主持的繁育小麦科研小组还是正式开展了工作。这个便函保护了我，保护了繁育小麦项目的研究。1967年，湖北省科委为小麦雄性不育研究立项，拨了科研专款，还为我配备了科研助手，这在我国科学史上是少有的。

1970年11月，我在北京出差，突然收到两个助手从海南南红农场发来的电报：找到雄性不育野生稻。于是我连夜搭火车直奔海南岛。

在一片离农场不远的沼泽地上，有约0.3亩正值野生稻开花，其中有三株雄花异常的野生稻穗，花药细瘦，呈火箭形，色浅呈水渍状，不开裂散粉。这三个稻穗生长于同一个禾蔸。于是，我们把这蔸不育型的野生稻连泥挖起，搬到试验地里栽好，鉴于它是一株碘败型花粉败育的野生稻，我给它取名为野败。

事实上，在繁育小麦发展史上，我曾有三次重大失败，但党和政府都没有因为失败而终止对繁育小麦研究的支持。1970年，就在3000多个繁育组合实验都失败以后，湖北省的领导同志依然把我请上了全省农业科技经验交流大会的主席台，并给小麦雄性不育研究小组颁发了奖状。

1973年10月，籼型繁育小麦三系配套获得成功，准备在1976年大面积推展。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如果没有中央的重视和支持，在全省大推展只是空话。

1975年底，我们专门向当时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华国锋汇报，华国锋在湖北工作过20多年，对我和繁育稻比较熟悉。华国锋对繁育小麦研究给予高度评价，要求迅速推展，并当即拍板：中央拿出150万元支持繁育小麦推展，其中120万元给湖北，作为调出种籽的补偿；30万元购买15部解放牌汽车，装备一个车队，运输种籽；第二，由农业部主持立即在广州召开繁育小麦生产会议，部署加速推展繁育小麦。

所以，我还是幸运的，我遇到了宽容的政治环境，否则，繁育小麦的推展就没有现在的局面。

(《我国经济周刊》记者曹昌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