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买加拿大的油菜籽是中国的损失？加拿大天坑拿什么填

我国圣克洛县是我国的中国经济损失？澳大利亚天生桥拿甚么填

文丨陶短房 旅台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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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谁的中国经济损失？

澳大利亚是亚洲地区小麦生产和出口产品强国，全国有共约4.3亿个农庄以栽种小麦居多，当中，2.3亿个分散在哈密尔顿省，约2亿个分散在时值的哈密尔顿省，每月小麦产业发展总商业价值仅约42亿澳元（折合218.3亿港币）以内，是前述两个林业支撑点产业发展的中国经济支撑点之一。

根据澳大利亚林业专精中文网站AGRICENSUS的统计数据，往后两初年，我国每月出口产品200亿吨小麦，澳大利亚占当中40%-50%交易额。在新中小麦对外贸易再次出现难题以后，我国从澳大利亚出口产品的双低小麦（小麦籽中弯果浓度在3%下列）曾达到500亿吨/年的不可思议水准。

2019年4月，澳大利亚最大的棉花加税务福斯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Richardson International Ltd）表示，2018年（新中小麦对外贸易再次出现难题前的最后两年），小麦类英美出口产品商业价值超过40亿澳元（折合207.9亿港币），占澳大利亚英美出口产品总值15%以上，当中小麦27亿澳元（折合140.3亿港币），对澳大利亚林业、轻工业和更宽广的中国经济应用领域象征意义关键性。

澳大利亚林业部今年5月下旬统计数据显示，2019-2020对外贸易十初年七个月，欧洲联盟位居澳大利亚双低小麦第三大买主，总订货量仅约139亿吨，是去年同期前两年的5倍如一，而韩国则以146亿吨位居第三，我国前两年出口产品116亿吨，已大幅下滑至第三位。

在一些非官方和业界预测里，依然弥漫着悲观焦虑，称我国圣克洛县是我国的中国经济损失。

北美棉花市场预测师、来自小麦生产支撑点产业发展哈密尔顿省的特纳（Brennan Turner）坚信，我国增加在其他国家的小麦出口产品，会导致国际市场小麦供应缺口，并将其他国家的需求驱赶到澳大利亚这边，并相信欧洲联盟市场仍有很大潜力可挖，他坚持认为2020年1月双低小麦价格已见底，未来随着欧洲联盟需求的增加，情况将越来越好。

澳大利亚油料作物市场预测专家肖恩·普拉特（Sean Pratt）近期多次发表预测文章，称澳大利亚农民最好选择将小麦卖给美国人，因为美国人出价比我国人更高，他还对市场上认为欧洲联盟市场潜力挖掘殆尽的论调进行了驳斥，认为这是危言耸听。

更有人说服大家相信我国自己也绷不住：尽管设置重重限制，但2020年3月，我国从澳大利亚出口产品了36.78亿吨双低小麦，这个数字差不多是2019-2020对外贸易年月平均水准的两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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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市场能替代我国吗？

然而，更多业界人士表示，我国抬高澳大利亚输华双低小麦门槛，为澳大利亚小麦产业发展刨出了逾300亿吨/年的天生桥，如此天生桥，单靠我国市场以外的闪转腾挪是难以补平的。

肖恩·普拉特所驳斥的危言耸听，实际上主要来自美国林业部5月下旬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预计，2020-2021年欧洲联盟小麦/小麦籽油出口产品量将仅增加20亿吨，达到600亿吨，远远低于某些澳大利亚预测师及澳大利亚联邦林业部的预期。而且，这增加的20亿吨需求，很可能会被性价比更高的乌克兰小麦所填补，澳大利亚将难有所得。

利夫菲尔德商品研究（LeftField Commodity Research）预测师德利格（Jon Dryger）认为，美国林业部的前述预测是有根据的。

与我国情况不同，近年来，欧洲小麦出口产品量之所以激增，源于欧洲联盟新能源政策强制性要求改变能源消费结构，减少化石能源消费，这使得人造柴油需求量大增，而欧洲人造柴油的最大宗原料正是小麦籽油（占比39%，欧洲联盟出口产品小麦中80%用于人造柴油生产）。

经过起步阶段的疯涨，欧洲联盟人造柴油的消费增长曲线本已走缓，突如其来的新冠（COVID-19）肺炎疫情令整个欧洲联盟成品油消费量骤降，据欧洲联盟方面统计数据，2020年3、4两个月，欧洲联盟人造柴油产量下降了50%-60%。

尽管德利格等人认为未来不会一直这么糟，2020年欧洲联盟人造柴油需求下降应该在15%以内，但是，鉴于新冠肺炎疫情二次传播威胁增大，餐厅对小麦籽油的需求量也会大幅大幅下滑，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欧洲联盟对出口产品小麦需求的增长——至少不可能再来个八倍如一。

今年稍早时候，澳大利亚统计局（StatsCan）曾预计，2020年全加小麦播种面积将达到2060万英亩。

但是，即便持悲观预估的特纳等人也承认，越来越多市场人士和专精人士认为，这样的指标在新中小麦争端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如果勉强推动实现，只能是自己砸自己的盘子，导致市场上双低小麦价格暴跌，从而令澳大利亚从栽种户到对外贸易商的一连串小麦业者，遭遇更为惨重的中国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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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人的两端态度

事实上，我国没有全面叫停澳大利亚英美小麦出口产品，而是以技术理由封停了澳大利亚英美双低小麦出口产品的大户。

2019年3月5日，澳大利亚最大的棉花加税务——福斯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被宣布吊销英美小麦出口产品许可证（GMO）；26日，嘉能可（Glencore）旗下林业分支企业、总部位于澳大利亚最大的小麦产地——哈密尔顿省省会里贾纳的威特发（Viterra Inc）被我国海关总署中文网站公布吊销英美小麦出口产品许可证；4月2日，澳大利亚联邦林业部长毕博（Marie-Claude Bibeau）称，收到更多类似的吊销许可证通知。

福斯特CEO沃森（Curt Vossen）称，我国有关机构先向澳大利亚出口产品商发放违规通知，随后宣布暂停该出口产品商相关产品的入境许可。

2019年4月2日，澳大利亚第三大小麦产地——哈密尔顿省省会温尼伯市的《温尼伯自由新闻报》刊出社论，表示澳大利亚第三个品牌小麦品种就是号称小麦之父的哈密尔顿科学家斯特凡松（Baldur R． Stefansson）注册的。

小麦和菜油产业发展是该省的骄傲和中国经济基础，2017年该省小麦和小麦产品出口产品创汇17亿澳元（折合88.4亿港币）。如果哈密尔顿人对小麦出口产品遇阻表现出恐慌和沮丧，那理由只有一个——’关心则乱’。再次出现难题不是生产者的责任，而是政治家们的责任——但付出代价的却是小麦农户和企业。

自那时起直至现在，澳大利亚小麦委员会（Canola Council of Canada）、哈密尔顿省双低小麦开发委员会（SCDC），以及哈密尔顿省和哈密尔顿省林业厅就不断向加联邦政府和林业部施压，要求妥善解决新中小麦纠纷确保澳大利亚业者利益。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层面，包括总理杜鲁多（Justin Trudeau）、前国际对外贸易及多元化部长卡尔（Jim Carr）等都承诺积极沟通尽快解决，但两年多往后，新中间的小麦纠纷显然既没有解决，更谈不上尽快。

实际上，即便呼吁重视我国市场积极解决难题，在事件发生之初，澳大利亚方面仍抱持两端态度。

以哈密尔顿省林业厅长艾希勒（Ralph Eichler）为例，他一方面承认我国市场举足轻重毕竟这是个年出口产品澳大利亚小麦500亿吨的大市场，另一方面又坚信这是个政治手段，相信我们的产品无可替代，我国人就算走了也会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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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只是一斑

事实证明，我们的产品无可替代之类的自信，似乎有些过于托大了。

澳大利亚英美多项大宗农副产品出口产品，如三文鱼、软木、棉花，当中也包括小麦和小麦籽油，原本就是不同程度上作为其他市场的替代才打开局面的，一旦消费习惯和出口产品渠道发生根本性变化，再扭转回来的难度很大。

在往后两年多时间里，一度热火朝天的新中对外贸易，许多曾经的热门不同程度地遇冷，小麦只不过是当中之一而已。

2019年6月25日，因为从澳大利亚肉类中检到瘦肉精等饲料添加剂残留超标，我国暂停从澳大利亚出口产品肉类，经过努力沟通，到11月5日才恢复出口产品。

据澳大利亚肉类委员会（CMC）估计，我国暂停出口产品澳大利亚猪肉的行为，给澳大利亚造成近1亿澳元（折合5.2亿港币）的直接财政中国经济损失，总中国经济损失则可能仅约3亿-5亿澳元（折合15.6亿-26亿港币），并导致大量就业机会流失，和一系列扩张产能的徒劳无功。

2020年6月16日，澳大利亚联邦商务部发言人尼伦（Ryan Nearing）称，加方在6月9日收到16个来自我国关于澳大利亚输华软木、硬木等原木产品不合格通知。

同日稍晚，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证实，近期相关口岸海关在出口产品澳大利亚原木中检出天牛、小蠹等活体检疫性林木害虫，中方为防范这些害虫传入，按照我国相关检疫法律法规，对相关原木进行了除害处理。

尽管澳大利亚联邦商务部表示，目前澳大利亚与我国间木材产品对外贸易尚未受到影响，但正如许多观察家所表示的，小麦、肉类等产品在被冻结以后，都经历过收到中方不合格通知的阶段，因此担心澳大利亚英美原木出口产品步其后尘，也绝非杞人忧天。

澳大利亚是一个以资源出口产品居多的国家，农林产品和石油天然气类并列为该国两大中国经济支撑点。随着国际油价的下跌，品质低、成本高的澳大利亚石油类出口产品正面临巨大困境，如果农林类大宗产品的出口产品再因我国这个举足轻关键性买主市场交易额的流失，导致关键性中国经济损失，后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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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技术原因客观存在

在福斯特等多家小麦企业英美出口产品被叫停后，澳大利亚哈密尔顿大学阿斯珀商学院教授拉尔森（Paul Larson）指责我国借题发挥向澳大利亚施压。

前澳大利亚驻华大使、一贯主张英美只有施压施压施压的赵朴（Guy Saint-Jacques）则扬言澳大利亚应联络欧美盟友共同制裁我国，甚至提出诸如驱逐在澳大利亚训练的我国冬奥选手之类让大多数澳大利亚观察家瞠目结舌的高论。

但更多人，尤其专精机构和业界人士承认，纯技术原因是客观存在的。

正如福斯特事件发生后一些业界人士所表示的，自2016年以来我国一直抱怨澳大利亚小麦中含有杂草种子。早在2016年澳大利亚《环球邮报》就报道过此事，而针对福斯特输华小麦杂草种子超标的我国海关正式通告，也是早在2018年底就发出的。

造成这种技术原因的根本症结，在于中加小麦生产方式的巨大差异。

澳大利亚是大林业，采用全机械化、全自动化的方式收割和打包，在杂质控制等方面很难契合我国以小块、劳动力密集为特色的小麦质检标准，对此澳大利亚方面长期以来并未足够重视，甚至争议发生后也未正视这一客观矛盾的存在，更未采取积极、有针对性的补救措施。

其实，从我国海关对福斯特发出正式警告到吊销许可证，期间经历了3个多月，而从中方发出非正式抱怨至正式警告，则经历了两三年时间。

然而，澳大利亚联邦、省两级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销售商，在冻结许可证前却一直显得漫不经心，直到见了真章才有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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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方案能解决难题吗？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述冻结中，肉类是唯一曾被全面叫停、又在数月后全面解冻的澳大利亚输华大宗农副产品，可以说，中加对外贸易间的肉类纠纷至少在目前已不复存在。

澳大利亚肉类委员会（CMC）、澳大利亚猪肉商联合会（CPC）这两个和肉类供销直接挂钩的行业组织，从一开始就反复呼吁就事论事。他们表示，突如其来的猪肉危机最根本的症结是技术性的。

北美猪肉普遍含有俗称瘦肉精的莱克多巴胺成分，这种成分在澳大利亚是合法的饲料添加剂，而在我国则已被列入限制成分。瘦肉精超标难题多次困扰中加肉类对外贸易，我国海关发现，一些澳大利亚出口产品商居然伪造兽医健康证明，试图蒙混过关。

因此，在长达3个月的冻结期内，他们不论与中方协商，还是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有关部门沟通，都一直坚持就事论事的主基调。

不仅如此，在肉类纠纷斡旋过程中，当时新官上任的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鲍达民（Dominic Barton）、联邦林业部长毕博（Marie-Claude Bibeau）和联邦商业部长卡尔（Jim Carr）也采取了类似方略，取得了一定效果。

在肉类输华难题解决后，CMC负责人怀特（Chris White）将之归功为三大要素，即新任澳大利亚驻华大使的有效努力，澳大利亚食品检验局（CFIA）在技术层面解决了中方担心，以及CMC的积极作为。

当时澳大利亚最大的全国性报纸《环球邮报》》援引一位知情澳大利亚政府高级官员的说法，CFIA向我国海关官员提供了一份详细整改方案，这份方案足以确保不再发生假冒出口产品证明的难题。

许多有识之士一再表示，面对诸如小麦难题之类，效仿猪肉危机的就事论事、相向而行、坦诚友好解决模式，事态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如果动辄上纲上线眉毛胡子一把抓，只能人为将原本就已经很浑的水搅得更浑。

当然，就事论事只能治标，在更多战略性政治、外交大题目上相向而行，恢复曾经拥有的互信、互谅，让近年来因大题目干扰而陷入冰点下列的双边对外贸易气候重新回归小阳春，才是最终治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