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事问人物-王佐良-在诗歌中看到真正的灵魂

中新网8月13日电题:王佐良:在诗歌中看到真正的灵魂。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天

王佐良有很多头衔，比如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国文学组组长，但在他心中，第一个可能是“诗人”。

从清华到牛津再到北外，命运让他成为一个有着诗人灵魂的大学者。

他曾经说过，诗歌对于真理来说是珍贵的。除了细节的真实，情绪的真实，氛围的真实，还有更高的真实，那就是说实话，用最大的热情描绘你心中的理想。他的很多译诗都有这种更高的真实。

济慈的名句或其代表作:

“美就是真理，真理就是美”，仅此而已

你们在地球上知道的，和你们需要知道的。

(“美即是真，真即是美”，包含了你知道的和应该知道的一切。)

文学课上的心

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每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都能听到三个名字:、和周。他们是清华大学外语系1935级的同学，都出国深造了。1949年，三人回到中国，加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当老师。

1958年，时任英语系系主任的王佐良给低年级学生开设了精读课。当时的学生张茅回忆说，走进教室的王佐良穿着浅棕色的西装，打着墨绿色的领带，风度翩翩，与众不同。他上课从不带笔记本，手里只有几张卡片，偶尔看看，大部分时间都是靠回忆侃侃说话。

当时的课材主要是英文版的《北京评论》和苏联的《真理报》，英美文学很少接触。有一次，王佐良介绍了莎士比亚，说你可以阅读和背诵他的一些十四行诗。他还提到他一年读一次《傲慢与偏见》。虽然这本书和托尔斯泰的作品比起来不算什么，但是奥斯汀把英语的语言之美推向了极致。

后来成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教授的张兰告诉记者，王佐良虽然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个词，但她却牢牢记住了，后来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外国文学作品，并以此为终身事业。这颗种子是由王佐良播下的。

文化大革命后，王佐良能够教授和学习他最喜欢的文学。1980年，在他的建议下，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开设了欧洲文化概论课程。

蒋洪，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1983年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大二学生。她回忆说，这是一个150人的大班级，由王佐良和许国璋等几位名师授课。从这堂课上，蒋洪第一次学习了荷马史诗和《十日谈》，接触了哥特风格和巴洛克风格。

她觉得这门课为学生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仿佛从禁闭中突然步入了开放的空间，外界的新鲜事物向他们扑来。但他们没有迷失在西方的风景里，而是发现那个世界可能有很多不同，但它有它的合理性，每个人都是人。

“瞬间看到永恒”

20世纪80年代，王佐良学术的春天到来了。根据他的学生、新奥尔良大学的英语教授钱兆明的统计，他的44本书中有32本是在过去15年里写的。

他的学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外语系长期教授曹礼告诉记者，王佐良可谓“一个人就是一门学科”。在外国语言和文学的主要方向上，他站在所有东西的顶端。

然而，他最喜欢的永远是诗歌。写不出这首诗，他就把它翻译出来，“仿佛还能追寻到翻译这首诗失去的快乐”。

他编辑了《英国文学史》、《英国诗歌史》和《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翻译并注释了《英格兰和苏格兰诗选》。他的清华同学李福宁评价说，读一本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就像读一本好小说，或者听一首交响乐。

王佐良说，没有想象，就没有诗歌和文学；但是，想象力不仅仅是想得高，想得远，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催化力，它可以作为催化剂，让小见大，让永恒在一瞬间可见。

在他看来，把一个国家的诗歌介绍给读者，就是把这个国家最敏感的人的经历、知识、思想、情感、想象力、文学才华展示给读者，里面有赤裸裸的灵魂。

一些文学理论文章离文学越来越远，王佐良不习惯在文章一上来就把它们束之高阁。有一次，他在一个文学史的学术会议上发言后，有人反映过于强调文学性，对科学性重视不够。他在给周的信中说，为什么这几年出版的中外文学史读起来都像社论，谈文学而无文学味？鲁迅、闻一多的文学作品都是好的杂文，金说一个概念、一个公式也可以是美的。

1988年，王佐良应邀访问英国和法国。回到母校后，他与几位牛津教授共进晚餐。其中一位教授的口才让他想起了学生时代的教授。

刘在学生中组织“苏格拉底学会”，批判萨特的存在主义。他们在乎的不是反驳别人，而是反驳自己，因为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把任何人都视为平等的对话者，任何理论都可以被理解和辩论。写作也受到牛津人文学者的重视，强调新鲜的想法和活跃的想象力，具有透明的理性和比例感，尊重读者，并与他们进行心灵对话。

1982年7月，王佐良(左二)在苏格兰诗人伯恩斯的故乡尔湾。王佐良是最早介绍彭斯的译者之一。中新社受访者供图

火炬手

北苑大学副校长胡文忠说，在王佐良有一句口头禅，“瞄准目标”。他视野开阔，喜欢“瞄准”一切。

蒋红是80年代末毕业留校的。他帮助管理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西文期刊，王佐良总是第一个借阅者。每周，她都帮助王佐良办理借阅手续，并寄给她最新的《大西洋》、《纽约客》、《国家地理》、《时代文学增刊》等。，这是王佐良每期必读的。北图书馆每年都订新书，文学由他把关，语言学由许国璋把关。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杨国斌在王佐良的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他回忆说，王佐良喜欢观点鲜明、内容丰富、文笔好的文章，非常喜欢《纽约客》。他甚至阅读当地新闻，甚至关注它。

告诉王佐良不要盲目追随新概念和新理论。曹礼记得，王佐良要求学生不要生搬硬套西方理论，也不要在他们之后搅冷饭。

1984年，王佐良从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的位置上退休，成为新成立的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所长。

他说，“似乎我应该感到老了，但眼前似乎有一个约会，这不仅是一个人一生的梦想，也是一个民族的百年焦虑和心愿。”

由于内外事务繁忙，王佐良不得不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很长一段时间，他住在北外宿舍，周末回家，业余时间就埋头伏案。在读博士、河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高继海回忆说，他的时间观念很强，每周都有时间表。不成文的规定是，没有任何理由或预约，尽量不去打扰他。

黄章说王佐良是前方的火炬手。北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李晶说，王公是外语界的一面旗帜，后世学者无法企及，只能沿着他指引的方向不断努力。

清华标准

1991年，清华庆祝80周年校庆时，王佐良写了一篇题为《思考清华》的演讲。他说，虽然没有在清华工作，但说起这个学校，还是和年轻时一样激动，话也说不完。

他想念清华的老师。俞平伯和余冠英教的是第一语言，两人都是亲切而严厉的。大二学西方哲学史的时候，写了一百页的英文书报告。何霖不仅没皱眉头，还在班上表扬了他。高三的时候，吴宓和叶公超一起上翻译课，他和许国璋的成绩都是班上最好的。

但最让他对生活有感觉的是恩普森。1937年，31岁的英国青年诗人恩普森在抗日战争时期来到清华外语系。那时候学校搬进来，他们在湖南的南岳山上上课，没有像样的外语书。恩普森用便携式打字机和复写纸打出了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全文，一人一份。

王佐良觉得，恩普森有一种不让任何困难阻碍他的动力，他总是静静地做这些事情，没有引人注目的姿态。王佐良今后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总会想起这一幕。

恩普森给他们带来了英国现代主义诗歌，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奥登的西班牙语。从现代主义中，他们学会了看更深更复杂的事物，而不是满足于“新月派”的浪漫主义。一批诗人成长起来了。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查·梁铮。在清华校园，王佐良注意到一个“骨瘦如柴的北方青年”正在写雪莱式的浪漫诗歌。在西南联大，查开始以“穆旦”为笔名写诗，诗风发生了变化。

虽然离开母校多年，但王佐良心中一直保持着清华的学术水准。他说，这个标准不是定的，而是要靠无数老师朋友“行动胜于雄辩”的榜样，就是精益求精，服务大众。

一个时代结束了。

我周围的每个人都知道王佐良是一个很少暴露坏情绪的人。他从不谈论文革期间发生的事情，只享受阅读“白纸上印着优雅的黑色字体”的快感。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早饭后留出半小时，让最难的书慢慢读。即使很长时间不写书，他每天早上也会写几百字，基本没有间断。

第一次听到他悲伤的话是在周于1992年去世之后。他说，从现在开始没有人会说话。

1994年，曾担任北京外国语大学顾问的王佐良退休了。办公室被腾空，他的书被搬到他的小房间里午休。胡文忠去见他，提议找人把书整理好，放在书架上。他说不，他不会再用这些书了。

1994年9月，我的老同学许国璋去世了。1995年1月，王佐良因病入院，几天后去世。

到最后，王佐良总觉得时间不够，向身边的人透露了几次，怕自己有生之年写不完英国文学史。在他去世前一个月，他刚刚完成了关于教皇的部分。

他还整理了《中楼集》，完成了关于穆旦的文章。住院前，他整理了一下办公桌。

在他离开后，同样是外语大师的王宗炎说:“来自斯里兰卡的人会成长，他们的礼仪会永存。”学生王克非觉得，北京外国语大学最著名的英语演讲者都走了，仿佛一个时代结束了。

王佐良1935年进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入学不久就赶上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两年后“七七事变”又发生了。

王佐良最喜欢的路是清华新快速外的路。一转身，就能看到夕阳下呈金紫色的西山，像屏风一样静静地拥抱着清华。许多年以后，他会在北外驻足，看西山的日落。

夕阳的余晖，就像清华图书馆宽大的书桌两端的铜台灯发出的温暖宁静的光，早在19岁的时候就已经在他的心里了。(完)